应人文学院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系主任牛军教授7月2日做客我校“文治讲坛”，发表了题为“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政策及其后果”的精彩演讲。人文学院“反法西斯战争研究基地”致远讲席教授吕彤邻主持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中，牛军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梳理和反思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政策，不仅是研究这一阶段中外关系史的关键，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此前和之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现当代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也不无裨益。纵观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牛军教授认为有必要对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七十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两场地区战争加以重点研讨。
首先，牛军教授以“中苏联盟”为视角，对中国政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以毛泽东等领导人为核心的新中国政府，在建国之初决意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早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与苏联就存在重大的现实战略利益关系，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双方已形成实际的同盟关系；二、长期以来，中共领导层就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国家体制问题、亦即现代化途径问题进行了反复思考并形成了基本的判断，最终选择“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认为中国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坚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心东移”的理论，苏联愿意支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牛军教授指出，冷战在本质上是世界发展模式的斗争，这一历史趋势决定了中国不得不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促使冷战格局在东亚地区迅速成型，中西对立的外交阵线得以确立。
其次，牛军教授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全国工作重心转变等角度出发，爬梳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毅然决定对越作战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中美两国建交是新时期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而改革开放则是既定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这两条战略决定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必然发生，而这场疾风骤雨式的局部战争也是为了服务于这两大战略。在分析这场战争的后果时牛军教授提出，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苏联在东亚地区丧失了继续扩张的余地，苏联发展模式在这一地区不再拥有市场，而东南亚也得益于这场战争，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和平，为经济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最后，牛军教授总结提出，历史上的对外联盟和对外战争，都是依从于国家战略的转变，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与的历次陆地作战，都不是因为领土纠纷，而是服务于更为宏大的国家战略需要。决策者的意识虽然不一定成为现实，但都非常关键。无论是选择结盟还是参战，其决策背后都必然经历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而国家战略层面的推动力量才是影响重大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牛军教授身兼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务，是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我校师生对牛教授的讲座报以热烈的欢迎，并踊跃提问，与牛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