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在交大的第五个年头业已过半，而我竟也终于要——毕业了。五年的大学生活，种种不寻常的转折，无疑都规范并指示着未来人生的轨迹。但省察自身，这个与五年前何其相类却又何其相异之人，难道不是在日月交替的寻常中，才逐渐摸索出人生可能的向度的吗？
若说有一至关重要的转折，那么大概要属转专业了。2013年进入交大时，我还是交大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学年后，就在同学们打包前往卢湾校区，开始更加专业的医学生生活之际，我已经转入了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了一名中文系准大一新生。虽说看上去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我却并不记得这决定是怎样的艰难，这转折又是怎样的突兀，甚至觉得它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没有太过复杂的心理斗争，仅仅是发现了自己，随之迈向了自己这么简单。虽然离开了医学院，短短一年之所得却并未悉数抛废。除了那弥足珍贵的友谊至今情意不减，医学生的身份更在我心中不断提示着对“人”的关怀。当然，在另一个意义上，自2014年9月跨入人文学院起，重新进入大一，我的大学生涯这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在转专业面试时，我后来的毕业论文导师丁晓萍老师问我选择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理由。我毫不犹疑地表示是出于对语言和语言学的热爱。尽管我校中文系语言学的课程并不算多，但第一学期陈莉老师的“现代汉语”课，却无疑是我的语言学启蒙，并成为此后四年持续热情的奠基石。在陈莉老师的介绍下，我得以参与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合作的儿童语言学科研项目。语料处理的基础工作没有让我感到枯燥，而是向我展示了学术生活平凡可亲的一面。大二暑假，陈莉老师在香港念书时的博士生导师潘海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为期一周的形式语义学课程。得陈莉老师通知后，我也有幸旁听。虽然有时也如堕五里雾中，但我那已经迟钝的理科神经却被及时唤醒，语言学在我个人的学习生活中互补于文学的意义也就向我显露出来。总的来说，便是算上必修课“古代汉语”、“汉字文化”和选修课“实用英语语言学”，我大学期间接受的语言学、文字学教育都还是很有限的。对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兴趣，我把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语言这一边。古典语言方面，我选修了外国语学院王品老师的梵语课、人文学院李鹃老师的拉丁语课；现代语言方面，除英语外，我选修了外国语学院曹慧老师的法语课。其中，王品老师语言知识之渊博，常使人数不多的梵语课堂“爆发”出一声又一声惊呼。而王老师榜样的魅力也是吸引我反复旁听梵语课、努力学习其他语言（尤其是古典语言）的动力之源。
但我并不仅仅痴迷语言本身，并不把文字奉为无上的经典。语言文字倘若失去了承载意义的力量与容量，那么也只能充当消遣用的玩物，而不值得费心钻研了。学习梵语、拉丁语、法语，或者是学习必修的英语，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跨越翻译的局限与隔膜，直达另一种文化的腹地。但短短几年的时间，我自然没能把这几门语言都打磨得像模像样，能在超语言的意义间穿梭自如。然而恰恰是这种一知半解的状态，不断诱引、激励着我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探索世界文化之林。多亏我们专业引以为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方向”，一般中文系难解之渴，我都在高年级时得解。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最是刘佑军老师开设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门课。刘老师曾担任我们“西方文学史（一）”的老师，就是在其诗人气质的召唤下，我们阅读荷马，仿写但丁，在艰涩的西方古典至文艺复兴文学中一边叫苦不迭一边又如痴如醉。而到了大三这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尽管刘佑军老师天马行空旁征博引的上课方式并未大变，论文的要求却大大提高，且刘老师总能够比较细致地一一讲评，我们都明显感受到需要从一个体会为主研究为辅的读书者蜕变为一个具有学术意识的研究者的压力。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在这门课上，我渐渐从单纯却也浅薄的兴趣中挣脱出来，明确了在人文科学领域继续前行的理想。
在迫不及待探望前程之前，总还要踏实走好脚下的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无论多么倾心外国文化，总还是得足够理解本国的文化才好。况且我对中文之爱，并不稍减于西文。当初没有转入英语系，不正是为此么？我在转入中文系前，对中文系并没有太多的误解，不至于以为中文系学生就是过着上课听说书，下课读书，偶尔提笔写字的清闲日子。但我确也有一种不怎么切实际的期待，总想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们，不说“诗意地栖居”，吟诗作对总该是看家本领。等真正到了中文系，自己成了文学专业的学生，方才知道舞文弄墨之难，与装模作样之无聊。当今大学里的中文系，既要学语言学又要学文学，既要上览先秦诸子又要下诵朦胧诗，既要学中又要贯西，既要读作品又要晓理论，任谁也难于在四年之内练就私塾出身一般的旧学功底了。但这毕竟也不是荒废古文的理由，“古代汉语”课上我们就接受着古文写作的训练。不过恁时尚处大一，文学史的底子还不够扎实，写诗作赋大多也都是查着字典胡诌而已。直到大三朱兴和老师的“旧文体写作”课上，大家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古文写作。我对填词长期以来的业余兴趣，终于在这门课上磨练出了一点专业的意思。而中文系的同学，谁能没点蠢蠢欲动的创作之心呢。大家的才情也都难得地在切磋琢磨中显山露水。我那过分“风雅”的期待，终于也获得了相当的满足。当然，这种满足也让我深刻觉察到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面对硕大无朋而我又所知甚少的古中国，或欣赏或批判，我都从来没能真正脱去外行观望的姿态，因而无论是毕业论文还是未来的学业，我都理智地避开了古代文学方向。
确定未来学业的方向，并不比转专业的决定来得容易。许多不够熟识的朋友在得知我要读电影研究专业的硕士后，总会打趣着说，怎么又转了性，好不容易转到文学又不读了。一开始我还总急着要争辩，想解释电影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内在联系，或者我在中文系学到的知识对未来都一一有着怎样具体的助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两次转变方向的决定都不是头脑发热，在人文学院的四年也没有虚掷。但慢慢地，我开始在不解释中享受着这种尚有头脑发热之资本的看法，因为实际情况哪里能这么轻松。
我对电影以及电影研究的兴趣并非这两天突然爆发的。还在医学院时，我选修的一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课上，老师推荐了波兰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三部曲——《蓝》、《白》、《红》，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电影带来的从官能到精神的震动。转入中文系后，个人时间激增，我愈发如狼似虎地看着电影。我成了电影社的会员，每周在图书馆的放映，我几乎都和放映人员同时最早到场。就这样，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所谓志同道合，不是指喜欢相同的电影，也不是指都喜欢“看电影”这一行为，而是说都爱电影本身（尽管电影本身是个什么那时的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的“迷影”生涯，也就跟着朋友们一道，走出了图书馆小小的放映厅，走到了上海的几个艺术影院与上海电影节。但即便狂热地喜爱，至此我也和朋友们一样，都只是热泪盈眶的观众而已。直到由王宇平老师上的专业选修课“影视艺术概论”课上，我才看到自己在迷影之上更进一步的可能。这门课更多是电影史的简要梳理，是一门电影学的入门课，电影研究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不明不白。但即便是这么点可怜的知识，对我而言似乎已经是划向未知之境的一副好桨，我必得为着这桨，造出一艘船来。大三下学期，为了与电影亲密接触，我来到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实习。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展映的幕后，在银幕之外体会到电影与观众乃至城市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电影于我而言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艺术品，不再是迷影青年封闭的精神归宿，而是具有大众文化意义的一种现代媒介。回到校园，在大四上学期我选修了王宇平老师开设的“香港电影专题研究”，真正开始从学术层面审视电影。文学研究中文本细读的经验，在此仍然有效；文学研究经验无法涵盖的部分，我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并主动补足。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第一次完成了属于电影研究范畴的论文。也正是这篇论文，助我申请到了国外心仪院校的电影研究专业。
大学这一成人的关口，个人的进步绝不仅仅发生于学业这一方面。人的性格、世界观往往是在与同龄人的日常交往中稳定下来。老师做的有如擎灯引路的工作，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方向性的变动，而朋友在浑然无觉中所形成的牵引力，虽看似具体而微，累积下来实在雷霆万钧。人文学院中文系体量很小，一年级仅一个班，但学院并不因此显得闭塞。恰恰因为人少，同学们之间的接触更为密切，尤其是年级之间的互动，对于一个来自医学院（医学院学生要经历闵行校区到卢湾校区到附属医院的地点变动，这往往限制了与学长学姐之间的交流，至少对于闵行大一的新生来说，与学长学姐的日常相处是不存在的）的学生来说，显得难能可贵。整个中文系本科学生就像一个大家庭：与大四的学长学姐们谈心，能为毕业所要面临的选择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而与大一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则可以重温与中文的热恋期，将几乎麻痹的自己从单调的论文与考试中解救出来。“家庭”之中兄弟姐妹的互动，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年纪也无论年级，大家都是以人的身份平等相待，没有谁想要教育谁，没有谁指望被谁教育。这一相处模式，给予了低年级时的我尊重，又使高年级时的我保持着谦卑的心态。此或也是人文精神在院学生具体行事之中发生的微妙影响之一。
回顾大学五年，我经历了由医学向文学再向电影学的转舵。正因为一切至关重要的改变都归于无法追踪的日常性，在今日这总结性的荣誉面前，我才惶惶不安，觉得无法为其定位复杂的源头，无法为其找到真正的主人。以上简单的总结梳理，虽难免遗漏，却涵盖了我在学海中前行的几条重要线索。它们记录着我对内心的诚恳，对未来的执着，希望这份诚恳与执着，能因形于文字而更加明确地引我前行。
评语：
余子靖同学是2014年转入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在其转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师们都关注着他的学习生活情况。事实上，余子靖很快适应了人文学院的节奏，甚至在班上起到了比较好的带头作用，以至于后来许多老师都不记得他曾经不是文科生。在其撰写的“成才成长故事”中，他选用“转折”这一关键词来概括大学生涯。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一转折在他不寻常的五年大学生涯中，起到了如此关键性的作用。除了扎实完成基础的文学训练，余子靖还积极响应学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特色，主动探索学习外国文化，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人文学院不仅为余子靖提供了合适的专业发展平台，也成为其兴趣爱好进一步发展的温床。正是在专业内课程的催化下，余子靖对电影业余的爱好才最终变成对电影学学术道路的追逐。纵观余子靖同学的大学生涯，所谓“向内心转舵”，其实是其不断将内在的兴趣外化为学业的方向，不断将生活的调剂放大为生活本身的过程。对于他而言，人生有限的精力都应浇灌于所爱之物，但我们也不妨说，应当如爱休闲一般全力去爱学习。正是将学习从兴趣爱好的对立面转移到兴趣爱好的延长线上，余子靖才在人文学院收获了今天的成绩。我们也希望，他能将这一难能可贵的心态保持下去，在全新的领域与更加广阔的世界继续书写他的成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