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究竟应怎样理解？面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现状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
■ 在我国，“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 文学在今天更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立统一的艺术。
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关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讨论，原本是西方国家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后才兴起的一个话题。而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些研究也逐渐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综观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一种主导性的意见与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相似，人们忧心的也是所谓“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抑乃至排斥的问题，并希望通过文学艺术等审美的方式拯救日益衰落的人文精神，以对抗技术理性的霸权。
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西方学者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中国的现实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效力和实质性意义？在一个技术至上的社会里，如何把握文学艺术的现代性？对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根源上出现的看似相同的问题，我们到底应采取怎样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何谓“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
从本质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都属于广义的人类“理性” 精神。所谓“技术理性”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逐渐从人类理性精神中分化出来的，它在本质上固然还保留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基本特征，却因技术因素的过多介入而呈现出某些“异化” 人性的色彩。
生活在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二分，而灵魂由高到低又可以分为理智、意志、情欲三级。在他看来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哲学就是要引导人们去过理智的生活。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理性，指的是与人的情欲（灵魂与肉体联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相对立的人类精神，也就是人的理智和意志，这可以说奠定了人们今天所说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基础。这一看法也影响了柏拉图之后整个的西方文化，直到康德的三分法依然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的延续。当然，“人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种种变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西方文化背景中所讲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人作为万物灵长的主体地位。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的著名代表普洛泰戈拉斯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但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人们思想的时期，只有“神”才被认为是万物的尺度，人在神的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重新提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们赞美人的力量，颂扬人的理性和人的理想，提倡对人的尊重和人自身的发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的智者们那里，所谓“人”主要指的是抽象意义上的共性的人，并非单个的人本身。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所说的人，则是充满感性力量的、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人。这种人，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都更富于主体意识，更注重主体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注重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后世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此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高歌凯进和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逐渐明显。这里的“技术理性”，一般是指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实际运用中的理性精神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十八世纪中后期，康德在其“三大批判”中以其著名的三分法，使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理论层面上清晰起来。当然他的本意主要在于弥合纯粹理性（认识行为）与实践理性（伦理行为）之间的裂痕，而不在于强调这种冲突，然而他的分析还是在事实上将二者之间的分歧彰显了出来。更有意义的是，他在试图解决这对矛盾时寄以希望的审美活动，也成为后世理论家们返回他们的“精神家园”时所共同依循的路径。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他们提出的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审美方式，往往被作为人文主义精神的象征而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这一思路显然也受到了康德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把技术理性对于个性、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压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与他者、个体和社会的对立，作为自己关于技术理性与传统人文精神冲突的最重要的理论观念。因而这种理论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意味。比如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用满足人们的物欲和普及技术理性的方式造成了工业社会中的“单面人”现象，并认为技术的发展等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也等于人被奴役程度的加深。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极力推崇以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来对抗技术理性的现代主义艺术。应该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自有其独到和深刻之处，其批判性研究对当代西方世界也的确不啻一剂令人头脑清醒的良药。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仍然只涉及问题的表象，而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非理性的现代艺术体现的是一种极端颓废的社会意识，而用颓废取代被奴役的现状显然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方式。其结果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要是没有了上帝，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那么，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究竟应怎样理解？面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现状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能满足于将西方学者们的意见做简单的时空位移，否则难免有“郑人买履”之嫌。
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
在我国，“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 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从人文精神方面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由于自孔夫子以来就特别注重人事，所以“民本”的观念古已有之，但这种“民本”与西方所讲的“人本”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缺乏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在中国古代，人的贵贱被认为是先天注定的，人生来就有“大人”和“小人” 之分，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统治者所谓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体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自古及今“官本位”思想的大行其道，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国不绝如缕的政治痼疾。因而，现在讲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人文精神显然更应该加入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文化内涵。
而从“技术理性”方面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谓“理性”一直是偏于人文方面的。“仁”与“礼”的表里相依，构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而与生产技术相关的自然科学则一直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轻视。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缓慢，同时也延缓了技术理性从传统人文精神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生产技术也不足以导致“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尖锐冲突。因此，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前，“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从没有得到充分的分化，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主要以西方理论为背景的原因之一。
以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实际运用中的理性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理性”，原本主要是作为人类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手段而存在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又不仅仅被用来作为分析和处理生产生活问题的手段，而且被用来理解人的生命活动（比如基因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运用），解释甚至创造虚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比如信息网络技术在人际交流方式方面的运用）。技术，以及渗透在技术中的理性精神，有时俨然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生存意义的创造者，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现有关系出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错位。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能调整好这种关系，甚至任其向极端发展，那么人就有可能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跟随科学技术提供的新鲜视野，在欲望的洪流中放逐自己的灵魂。可见，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过贬抑技术来获得人文精神崇高地位的恢复，而是应该在已经改变了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使人类的主体精神可以在科学技术提供的现实条件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
人文精神蕴涵着人类理性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看，面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对抗人性异化的方式。这也成为了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们的选择。其实，这种选择本身并没有错。在人类的历史上，每当人类文化遭受到某种难以抵抗的力量冲击时，人们都会借助文学艺术的方式寻求精神的慰藉。然而，在如何运用文学艺术手段防止“人性”被技术理性 “异化”时，西方学者们大多寄希望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试图通过审美的途径使人们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进而主动反抗技术理性对人自身的奴役。
“文学是人学”。这里所谓“人”，指的是人健全的“人性”，包括全部的人类精神在内。从西方的文化背景看，健全的“人性”包括知、情、意三者在内，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人性”也是包含感性和理性两种精神在内的，《诗大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对诗歌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具体要求。因而，一般所讲的文学所追求和体现的人文精神已内在地蕴涵着人类理性，包括技术理性的因素在内。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乃至人文与技术之间的对立统一，这正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人类审美精神的本质之所在。那种以感性与理性极端对立的方式对抗技术理性的审美和艺术主张，是不符合艺术实际的，它非但不能消解反而会加剧“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当然，文学艺术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千百年来，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变化，以适应“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文学艺术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性”的目的并不在于张扬甚至加剧“人性”的这种异化，而是在于以符合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去反映社会的进步，引导人的全面发展。
因而，在技术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在强调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来对抗技术理性霸权的时候，如果这时的文学艺术失去了人文理性的引导，单纯强调文学艺术的感性审美功能，就有可能造成感性因素的过度膨胀，产生人性的另一种异化形态。比如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各种颓废主义文学，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以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的那些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命名的文学现象，都是这种由于感性生命的过度膨胀而带来的人性异化现象。
现时代的文学艺术，要发挥其审美的功能，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忽视甚至弱化其中人文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在今天更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立统一的艺术。我们坚持认为，正确认识并发挥理性因素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作用恰恰是使我们今天的文学获得现代性特征的必由之路。
学者小传
马龙潜，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特聘教授、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文学概论》编写组成员。198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科带头人之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哲学美学与文艺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中西比较美学、当代文学批评等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出版《实践建构美学初论》、《当代文艺学-美学观念引论》、《主客体结构论文艺学的观念与体系构架》、《方法论意识与问题化意识》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论著曾多次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已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目前，作为首席专家正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的研究工作。
| [作者]: 马龙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