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审美价值尺度能够达成全人类的同一性，因为它源自人性，而人性的基本结构是全人类同一的。这正是实现了信息沟通的全球各人类群体，能够最终形成相同的价值体系，并进而实现世界大同的坚实基础。
■ 人性会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渐次展开其内涵的丰富性，审美价值尺度也会随之演进；它不断地以人类已经实现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在合乎人性发展的指向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标杆，激发人们向更美好的生活和生命境界腾跃、攀升。
■ 让审美心理学的研究达到“数学方程式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实际上，审美心理学的部分数学化进程，已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了——特别是在一些作为心理活动基础层次的生理性感官性活动领域中，甚至在一些更高级的神经活动领域中。可以期待，这一方面的进展，还会不断获得更高的成就。
审美价值尺度能够达成全人类的同一性，因为它源自人性，而人性的基本结构是全人类同一的。其实，这正是实现了信息沟通的全球各人类群体，能够最终形成相同的价值体系，并进而实现世界大同的坚实基础。
人性会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渐次展开其内涵的丰富性，审美价值尺度也会随之演进；它不断地以人类已经实现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在合乎人性发展的指向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标杆，激发人们向更美好的生活和生命境界腾跃、攀升。
当代中国审美价值系统中的错综复杂状态，主要来自于与全球历史发展的非同步性，以及这种巨大位差之间的猝然面对，甚至犬牙交错。传统的、过于抽象的、与意识形态牵扯过紧的，或比较原始的、粗略的美学研究方法，失去了梳理、厘定这种复杂事态的能力。
以现代科学的多方面成果为资源，推进美学研究的跨学科的科学化走向，应该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美学的功能——价值定位问题
创造历史的，是人们的行动，但为人们的行动指引方向、规划蓝图的，却是人们内心存在的对于未来世界的憧憬。在这种憧憬中，必然地会包含着相应时代的人们对于未来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构想，而在这种种构想中，自然地也会体现出各种价值取向和尺度。笔者从自己的角度，尤其注意到，这许多的具体构想、价值取向和尺度，是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其中恐怕大多数还处于作为工具和手段层次上的，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至于其中处于深层和核心位置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则是很少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那么，那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那就是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笔者之所以作这样定位，是因为，人们创造崭新历史的巨大热情和原动力，归根结底，是以他们内心深处存在的关于未来世界的崭新的美和审美的憧憬为渊源，从中涌现出来的。而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价值取向和尺度，我们应该可以说，只是作为前者实现自己的具体工具、途径和手段，而延伸出来的。
所以，作为热情和原动力的渊源性的事物，相对而言，应该比作为实现它的工具、途径和手段的事物，处于更“深层和核心”的位置，从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应该比对其他领域的把握，更能够可靠地见出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大致历史走向。我们自己的时代，似乎就能为这种见解，提供一些例证。在并未远逝的短短的历史年代里，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建构设想，已经几多变更，但中华民族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执着愿望和信念却并没有变更；而且还可以说，正是这执着的愿望和信念，在促使我们顽强不懈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地推进着前述领域中变更的频频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思路，使笔者的关注点，渐渐从别的领域，在向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这一领域聚焦。
当代中国美学的困境问题
不过，当我们直面现代中国人的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作比较认真和细致的观察时，就会感到，问题并不像我们粗略地想象得那样单纯。我们发现：在现代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民众，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在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上，呈现出如此多样的形态；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民众，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在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上，发生过并还在发生着如此频繁、剧烈、反差悬殊的变动。我们希望获得的稳定性，却显得相当依稀，难以确认。我们也许应该从更广大悠远的背景上，来寻找这种处于“深层和核心”位置的“不稳定”的原因：它应该是处于漫长而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的庞大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突然遭遇了迥异的世界格局所造成的。这种遭遇所呈现的规模之广大以及态势之复杂，或许只能用不同洋流的交汇来比喻。
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具体表现为人们的美感活动形态。从理论上说，人们是可以通过对美感活动形态的厘定，从深层把握现实、甚至洞见未来的。但是，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学所获得的成果，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就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准而言，当然更难获得已经跻身前沿的认可，因为它起步的滞后，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中国美学家所面对的，表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的美感活动形态，却种类更多，变化更大，这自然就使厘定研究更为艰难。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才学理发就碰上了大胡子。美学学科引入之后一度表现得雄心勃勃的中国美学，不久就感到了来自生活的繁多、特异、变幻莫测的美感形态的冲击，变得弥隙补漏、穷于应付、牵强附会、捉襟见肘。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相映成趣”的触目“景观”：一方面，是在向现代世界打开了门窗的我国社会生活领域里，审美、爱美、求美、追求美好生活的浪潮的急剧高涨和喧腾；另一方面，却是我国美学研究工作在迅速走向边缘化（包括被边缘化），甚至陷入了面对现实的近乎失语之境。大量的专业美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其潜在的驱动因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
出路问题
然而，哲人有言，危机常常就是转机。中国美学为什么就不能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尤其艰巨的课题时，对世界美学作出自己的有原创意义的建构呢？我们当然应该努力，不能轻言失败。事实上，仍然有不少美学工作者在不断地探索着。继实践美学之后，新实践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诸说的次第推出，就是其表现。当然，这些努力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或者突破性的成果，也是不能轻下断言的。在这里，除了主观的愿望以外，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其中，研究工作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思路、是否选择和遵循了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笔者看来，以走马观花的方式面对审美经验和实践，以天马行空的方式进行思辨性美学体系的建构，这种在世界美学史上占主要地位，并且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走到了它的顶点，取得了它能够取得的最高成果。在中国，它的具体形态，就是以李泽厚先生的学说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但也正是在这里，这种研究方法的潜在能力，也已经面临了它的“瓶颈”。这既表现在经历了许多批评的实践美学，几经努力和自我调整，始终难以克服自身的一系列深刻矛盾，也表现在，继实践美学之后出现的，作为前者的批判力量的所谓“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诸说的部分主要代表，似乎虽然也常有几分创见和些许新意，但在建设性上，大都没有取得高于实践美学，更不用说能够取代实践美学的研究成果。这恐怕和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实践美学的那种哲学性、纯思辨性的研究路线有关。所以，他们也无可回避地面临着大抵类似的“瓶颈”。
其实，李泽厚先生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看到了以纯哲学方法研究美学的局限性，只是他表示，他自己并没有打算离开这一研究路径。他说：“我只是在哲学上概括一些美学问题，不作具体的实证研究。我也只能停在这里，无法多言。我讲过，要么作艺术社会学研究，要么作审美心理学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别美学，搞别的东西了。”看来，除开李泽厚先生个人的研究计划不谈，他对美学研究下一步应取的走向，还是有他的思考的。他对在美学研究中，引进“具体的实证研究”，引进数学，甚至将审美心理学研究的精确性推进到以“数学方程式”表达的程度这种取向，都是相当肯定的。笔者以为他的这些看法，是基本正确的和可取的。而且由于这些看法是出于他这样一个把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的潜力几乎开掘到极限的学者之口，就更不能对之掉以轻心。
让审美心理学的研究达到“数学方程式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实际上，审美心理学的部分数学化进程，已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了——特别是在一些作为心理活动基础层次的生理性感官性活动领域中，甚至在一些更高级的神经活动领域中。可以期待，这一方面的进展，还会不断获得更高的成就。然而，期待毕竟也只是期待。一门学科的发展，取决于许多复杂的条件，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对精神活动领域所可能达到的量化程度，有一种清醒、理性的客观态度，持一种给变量、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以较大空间的有弹性的尺度。毕竟，就如对于浩瀚的宇宙无法做终极的量化那样；对于精微深邃的人心世界的奥妙的无穷性，也是应该给予一个足够充分的估计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更积极、更充分、更及时地将其他科学的新成果，转化为美学领域的新进展，而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把美学本身进展的迟缓之因，笼统地推诿到别的学科的发展缓慢上。“美学科学现在还处在幼年阶段”的判断，如果确实是出于马克思，那毕竟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不等于我们今天的美学仍然还在“幼年阶段”，更不等于我们的美学还是只可能处于“幼年阶段”。我们不应该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实际上，当我们以“宽于待人、严于责己”的态度，尝试着做一些具体的努力，就会发现，在美学的发展和提高上，我们已经有极大的可为空间。沿着现代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神经科学、心理科学等给我们提供的基本知识，加上我们从美学学科本身角度出发的辨析和探索，我们已经可以指望对审美活动的规律，达到一个以定向和一定程度的定量相互支撑的、大致的较为可靠而坚实的把握。
笔者自己的美学学术探索，是循着一条尽量贴近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路径前行的。尽管笔者并不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观，也并不认可他自己所走的过于“哲学化”的研究路径，但笔者却觉得自己所走的路径，比较接近李泽厚先生对其后美学下一步发展路径的期望和展望。笔者探索心得的成形表述，完成于1982年。它的初步面世，是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美感的结构与功能》的小书。它的全文面世，则是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笔者的美学观，系统地发表于二十多年前，作为实践美学以后的新一轮探索，起步时间不能算很迟，也得到过一些学界前辈和同行的较高评价，但仍曾觉得有些许寂寥。这恐怕与笔者所主张的研究路径和概念系统，一时不易为习惯于形而上的哲学研究路径的我国美学界主流所了解、所熟悉、所适应有关吧。不过近些年来，笔者欣喜地看到，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科学化倾向，已经渐渐呈现出一种强劲的势头，渐次出现了一些言之有物的学术成果和颇具实力的学术新锐。而且意味深长的是，有些学术新锐是从老一辈学人中转化而来的。笔者相信这种美学研究的倾向和路径是正确的和有“生命力”的，并认为正是它最有可能帮助美学研究从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突围，帮助我们逼进美学奥秘的核心，使它呈现出规律性。而这样，就可能为美学走出玄学迷雾、走出书斋，能动地走进艺术、走向生活，甚至介入历史进程，开拓出道路。
学者小传
汪济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市美学学会理事。中国语言文学本科、留日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历。曾任教于复旦大学。
主要论文有：《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和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劳动创造了美”还是“劳动生产了美”——对一个源自经典的实践美学核心命题的辨析与追踪》，发表于《学术月刊》。
论著有：《美感的结构与功能》，是国内最早系统阐述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主要基石的科学美学观的论著；《系统进化论美学观》，更完整宏观地展示了科学美学观的逻辑构架；《经典人类起源说新辨——对学术界、美学界一块研究基石的质疑与重构》，此书依据世界人类学和动物行为科学等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学术界所流行的、并几乎作为人文社会研究基石的“劳动创造人说”，进行了新的批评检视，并进行了依据逻辑和学理的剖析梳理。《实践美学观解构——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此书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以“劳动创造美”为立论基石的“实践美学派”，进行了依据于事实与逻辑的系统批评。《美感概论》，此书为《美感的结构与功能》的中英文对照的双语本,补充了对于电影艺术的依据于大学生观赏效应数据调查分析的美学评析。
主张美学、艺术的理论研究，应该和一定的艺术实践相结合、相支撑。从事中国水墨画的绘画实践，并有作品在报章、刊物发表。
| [作者]: 汪济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