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美学密林中漫步，王杰的脚步无疑是稳健而坚实的。30余年，他一如既往地怀着诚挚的热情，以其坚韧和睿智在从事美学这件劳心劳力的学问，并沉醉于其中。尽管“美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但“美”总会向那些凝视着它的人们投去深深的一瞥，而王杰与“美”的相视则是富于诗意和温婉的，至少，他对于“美”的邀约的执著是令人深深为之感染的。
与美学相遇而后情有独钟
王杰与美学的相遇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恰值中学组织读书小组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列宁回忆录》、《马克思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他从中受到很大影响。中学毕业后，王杰选择到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插队，桂北山区淳朴的民风和快乐而富于诗意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这也使得“如何尊重和阐释少数族裔独特的审美经验”成为王杰美学视域中较为浓重的一笔。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王杰报考了哲学专业，这与他在中学阶段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对现实的关注有着较大的关系。在大学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美学的第三次热潮，用刘纲纪先生的话说，这次美学热其实是从“文革”过来的人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热情，向往美好生活的一个标志。在此期间，王杰研习了大量的马恩经典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了更深的领悟。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当美学不再成为人们热衷的对象时，王杰依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情有独钟，通过系统地研习和思考，更坚定了他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自己一生学术所志。这主要缘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的魅力，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议题不是美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美，它源自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而如何建构一种能够真正“站起来的理论”，从而使美学研究从想象性的精神活动转变为作用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就成为王杰一直以来追求的美学旨趣。这种提问和解答是需要胆识的，唯其如此，这种研究才是真正令人尊重的。
主张现实美学必须面对现实
王杰在《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一书中提出：“当代中国美学的出路绝不在于理论屈尊于现实，而在于它自身的彻底性和科学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权力重复马克思引用过的著名格言，把理论研究比喻为进入现实的入口处。”理论的批判性力量何在？建构性维度何在？理论如何能够真正成为进入现实的入口，从而在现实与幻象的断裂处绽放其迷人的光泽？这是每一位人文学者都将面临的问题。然而在理论盛产的今天，在美学也不容置疑地成为消费对象的时代，许多理论仍然只是在这入口处前独自狂欢，甚至对现实生活肆意地展演着一种明媚的暴力。
自古希腊以来，哲人们一直在深思，人如何能够直视美杜莎那骇人的目光而不被其石化？美神的悲剧如何能够不再重演？与现实对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王杰将审美幻象问题确定为现代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无疑是具有理论前瞻性的。他在充分借鉴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交流理论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审美需要、审美变形、审美交流三个方面，对审美幻象的现实基础、表达机制和价值意义进行了历史性研究，并对当代文化和艺术所提出的美学问题进行深度解答，表现出一种将想象与现实、浪漫与悲剧相链接的勇气与努力。在王杰看来，现代美学必须面对现实，在正视美杜莎目光的现实悲剧中获得精神上的成熟，从而自觉地介入历史。在这种介入的尝试中，王杰提出，审美幻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它本身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其真实存在条件之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在审美幻象自身所建构的完美与残缺之中蕴藏着无数的现实变革的要求。因此，如何通过艺术超越分裂和异化的状况，如何通过改造人的审美意识达到最终改造现实生活关系，就是审美幻象作为他者所可能发挥的真正力量。而如何穿透和重新把握审美幻象从而真正抵达现实，这恰恰也正是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所最终指向的。
在关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形态的探索中，王杰始终关注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及其介入维度，“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已鲜明地融入其理论思考和建构之中。例如，他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它的审美合理性是与政治正确性密切联系的。在通过对《白鹿原》、《没有语言的生活》、《香魂女》、《霸王别姬》、《赵氏孤儿》等当代文学和影视作品的解读中，王杰探析如何把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生产方式”及其民族特色，并围绕此提出了“叠合性”和“余韵”两个重要的概念，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审美文化中多重叠合的审美表达机制及其价值，从而深刻地表征出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当代中国文艺特征及其总体呈现出的美学风格，并于此提出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回答方式。
倡导中国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
王杰深谙并执守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精神，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中国审美人类学学科建构的设想则集中地体现出这一现实维度。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型交叉性学科，其产生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同时有其深厚的学理基础。它尝试着理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探讨“美”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主张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的研究与当代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审美文化观念。王杰指出，审美人类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深化和进一步解答的尝试，它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美学资源引入到美学研究中来，可丰富发展西方学者提出的“弱小者话语”理论的研究；审美人类学对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从学术的角度作出解释并提出建议，它能够使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和阐释基础，具有解决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新生的审美问题的能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得到突破和创新。
令人欣喜的是，在王杰关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意义，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的发掘以及通过选择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区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新质的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理论指导的方法探讨审美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民族美学、地方性审美经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表征危机等问题进行的深度阐释中，审美人类学自身所秉有的科学性与理论的彻底性渐至显现出来，美学的现代性维度也于此得以生长。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到审美人类学以及关于现代美学的建构，王杰心之念念所在，无不在于美的祛蔽与显现。尽管美学总在向人们许诺着幸福与快乐，但它对人的召唤却并非总是诗意的，甚至在人们以为能够亲临其真容时，它只是给予一丝邪恶的微笑。在经历真实的痛苦与快乐后，王杰仍然坚信，未来绝不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当美学介入现实，它将有可能真正成为关于未来的伦理学。于此，美学将重现其甜蜜与光芒。
[作者]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