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和《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规定，经对资格审核通过成果组织专家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我院六项成果获得全国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类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普及读物奖1项。关增建教授著作《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etrologie》荣获全国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类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嘉宾介绍：
关增建 科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持人介绍
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讲师、副教授
1、关老师您好，您与德国学者康拉德·赫尔曼合作的德文版《中国计量史》今年获得教育部哲社成果奖，这非常不容易。这样一本很专深的学术著作能够在欧洲学术界出版也很令人振奋，相信对于提高中国科技史研究在欧洲学术界的影响力很有帮助。请问这样一个合作的契机是什么？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和德国开始合作做这个项目？做这本书？
关增建：跟他（康拉德·赫尔曼）合作由来已久了。2005年在北京开中国国际科技会议的时候认识他了，然后中间通过书信往来。他过去是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懂中文，也做前沿科学，这是很厉害的。他对中国感兴趣，翻译过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因为他本身是研究计量的，所以他也对中国计量史感兴趣。他认为中国科技史上有两部书很厉害，一部是《天工开物》，一部是《考工记》他把《天工开物》译完以后，后来又想翻译《考工记》，翻译《考工记》当中碰到一些问题，就开始找我，后来我们就开始合作。后来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外译项目出版。
2、 面对欧洲学术界的读者，您觉得和面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有什么异同？您的著作目前在欧洲学术界有些什么样的反馈？
关增建：主要是内容的扩展。然后从理论上要做阐发，又补充一些内容。德国研究计量史的人很感兴趣，有不少人发邮件就这本书的内容进行询问。计量史不论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欧美学术界，都是非常专深的研究，能够搞明白的人非常少。
过去也有一些误解，比如认为中国古代的计量就是度量衡，我认为这个定义不好。因为计量的本质是为了满足测量的需要，测量是每个时期都需要的，没有测量社会没法生存。时间也是计量的重要内容。因为古代社会运转也需要有标准时间。如果你仅仅说度量衡，肯定就把这个范围给局限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突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一个体系的建立，中国计量史体系是怎么回事，应该包含哪些分支，解决哪些内容？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一个新的概念。另一个，计量会涉及到很多实实在在的科学问题，科学问题的内涵怎么解决的？它从科学上来讲是怎么回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就有了新的视角。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给学生讲，其实秦始皇统一中国地理条件是不好的。从西安、宝鸡那一带出发，中间走过丘陵地带，交通并不便利，自然条件也不如楚国等国家。最后为什么胜利了？除了它的政策措施以外，还有技术和计量的因素。。你看现在出土的秦国兵器，箭头形状完全一致，误差很小，不到毫米左右。这说明它的军队武器已经标准化，这是以计量为保证的。这样军队的训练实力才能出来。秦始皇正式因为认识到计量的重要性，所以统一全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统一计量制度。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真正能体会到技术怎么推动社会发展的。
3、您提到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这里就有两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在人文学科、历史学中，如何定位计量史这样的研究？另一个是您作为人文学者，进入计量史这样专深的领域，是否有特别的动力和兴趣？
关增建：先说第二个话题，这个领域没有那么神秘。因为古代的这些计量科技涉及到内容深度不需要用高等数学的，不需要用微积分的，当然懂了这点东西概念的理解会深一点。就具体知识培养过程来讲，初中高中的那些理科知识足够了。计量史的研究积累也很多年，过去的学者也并不都是理工科出身。比如陈梦家先生也不是学理工出身比如丘光明教授是学美术出身的。另一方面对人文学科来讲，计量是非常重要。邓小平曾经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是不一样的。而科技的基础是计量。恩格斯说不能测量的，都不能叫科学。计量是关于测量的科学，所以研究人文学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4、 我们印象中中国传统史料中有关计量的记载并不丰富，您是如何收集资料的？
关增建：少也不算少，但是很零散。古人毕竟没有现在的学科概念。所以你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找资料没有问题意识，看到资料你就滑过去了。你带着问题意识看，这也是那也是，你就能读到这些。一般来讲，《四库全书》当中子部有很多这些内容，实际经部、史部里边也有不少，包括集部有些文集当中也有。
5、您在书中也强调计量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关增建：它是政治的运转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计量，整个体制是没法进行下去的。比如要保证国家机器要运转，基本要素是军队。军队要装备，必须是标准化的，不能军队要根据用的兵器重新训练。比如《考工记》记载弓的箭长三尺，为啥三尺？一定得是一个标准的，否则用的箭跟你的弓不搭配。官员也有俸禄吧？俸禄你必须得定量发放的。定量就有计量的支撑。整个这一切的运作，没有这些东西，政治肯定玩不下去了。这个是确实我自己研究中思考的，人家问你研究有啥意义，我就在想这件事。
6、您在书中后面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是讨论一些人物的。您是如何考虑的？
关增建：过去的计量研究常常叫见物不见人。为啥？大家都侧重比如器物，看看它和现在计量的折算关系，都是从这个角度。但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人来做的。就像现在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家一样。计量学家的社会地位、学术取向会影响到学科发展。抛开学者来看计量是不完整的。过去大家没注意到这，我就把这部分加上。
有些计量学家也是蛮有名的，像沈括、祖冲之这些。只不过大家不从这个角度去看。比如祖冲之发现圆周率，他为啥去弄圆周率？也是用于测量。传统中国数学没有为数学而数学的，都是解决实用问题的。不从这个角度看，就讲不清楚中国科技史。
7、计量史既是一个科技史问题，也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另一方面，您在教学中也面对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您如何向不同领域的学者、学生解释计量史研究的意义？
关增建：我在交大一直开设科技史。对学生来讲，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科技史应该都是一个新的领域。之所以要开这门课原因很多。从通识教育角度来讲，我们目前的学生培养我觉得有几条真的比较缺。一个是历史意识，有没有历史意识是决定一个人的视野的。我有历史意识，看问题会更包容。事非经过不知难，有些历史上没法经过，但是你读了史书可以知道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你对社会的包容性理解也会增加。另一个，现在社会这么发达，科技知识、基本的科技精神也需要有一些。科技史正好可以弥补的。当然也有问题，科技史太庞杂了，好多东西不讲，你没法讲完，但是几个要点是要讲到的。比如科技史上伽利略绕过去不行，古希腊不讲总不成吧？牛顿你也不能给他减下去。但是涉及到的内容要给他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讲的索性不讲，讲的内容知识就要把它讲透。你知道伽利略的单摆实际上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原理讲的让文科学生都能听懂。让理科学生觉得受启发。其实是不容易的。对理科来讲单摆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启发他这其中的意义，他可能想不到。所以很多东西不讲，要讲到一个点就把它讲透，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8、您觉得在交大这样一所学校中，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体会吗？您对于人文学院的学术氛围有什么样的期待？
关增建：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考虑的是在交大里面，另一个考虑到你是做的你的学科，你说你做历史学，违背了历史学本身的特征，肯定是不成的。但是你要考虑要是在交大，能跟交大特点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像这次疫情出来了，医学重视了，医学史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多去做研究？但是结合你得有你自己的概念，遵循你自己研究学科的规律才行。人文学科也很大不可能所有方面都布局到。
关老师：另外，人文学科很大的特点是单打独斗，但其实交大不是这样的氛围。国际上的学术界也不是单打独斗。自己的研究方向、写文章肯定是单打独斗，但日常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交流很重要。之前历史系搞的青年教师的学术工作坊，大家互相听听，互相提问、了解，这还是很重要的。
赵老师：您还是挺喜欢上次氛围的，是吧？
关老师：上次感觉很好。一般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会有人批评你，导师会批评你，等你博士毕业变成教师以后，你享受批评的权利没了。但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有人来这样来指点一下，但是确实不容易了。所以上次那种形式是变相给了大家一个互相启发，互相批评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事。而且我确实也觉得好的学术氛围是从这种细节开始的。
9、对于那些有兴趣学习研究专门史的同学，您有什么建议？
关增建：如果是研究生，当然我是希望他们首先意识到这个研究的重要性，然后去认真地通过读原始文献一步一步去研究。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人，那么你给他布置题目，大家都有畏难情绪，特别是读原始文献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真的要入手快的话，就是从读原始文献着手，这一定要去，就是说还得开动脑筋去想想这件事，经常去找问题。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一个渐进的问题，一开始根本没进入这个领域，他不可能有问题。开始你要教他基本知识，教的时候带着批判性思维上的，我们教给他知识，支撑着知识背后的依据是啥？就让他们去考察，然后慢慢带着批判。这样的话慢慢的过程当中自己会产生问题，因为你要是没有问题，你写文章都没法写。问题不可能凭空来的，他一定要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在读文献过程当中，自己有批判性思维去想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