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这句话：“读书这么好的事”！——终于轮到我向我的学生说起了。它不是刻板的训诫，亦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一个人文教师分享愉悦、渴求共鸣的真实心声。
■ “文学，还是要与人相遇”，它是在向我诉说文学的真义，也在为我提供有效的学术积累途径：从人出发，触碰、思考与反省历史。
■ 读书之初，最忌存了私念，时时有“自己”。读书是要先遇到“他人”——或与作者笔下的人们相遇、或与作者本人相遇，然后读出“他人”之“好”，理解并吸收这种“好”。
■ 读书，是要舍弃这个无论是外在真实还是内心虚设的“现实”之窗，舍弃这看不到出口的窗子，找到属于我们的真正自由的出口。
就是这句话：“读书这么好的事”！——终于轮到我向我的学生说起了。
它不是刻板的训诫，亦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一个人文教师分享愉悦、渴求共鸣的真实心声。学生即时的回应自然会令我高兴，但对此更深沉更稳固的认同要在更长久的岁月里慢慢聚集与落实。读书这么好的事，是一辈子的事，是眼界始大、体悟渐深的越来越好的事。我求学多年、初执教鞭，面对交大优秀学子，常得教学相长之乐，甚是感怀；故不惮以个人单薄的学术研究经历及粗浅的阅读体验召唤更年轻的同道，互勉前行。
“读书”二字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含义丰富、意蕴深广，但现代学术体制既倡细分，学术训练也多要求学者专攻深广，忌越界发言——此中利弊，自有他论——我在这里放言“读书”，且自觉限制在人文研究与阅读领域为宜。
“还是要与人相遇！”
许多文科生或文学爱好者都有嗜读软文、满足于了解经典作品之皮毛的时期，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警句格言密密麻麻地抄在笔记本上，念念于心、低徊不已。我也有过这个时期，在受到较专业的人文训练之后简直觉得不堪回首，羞于提及。但回望细想，这些软文警句的确在那特定的成长阶段里以“人文”/“文学”的面貌出现，陪伴和滋润过我们的心灵，吸引我们以蒙昧的状态和误认的方式投到文学的门下。不过，持续读书、读好书的结果，或早或晚，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类阅读的简单浅俗，并与之告别。
这些软文警句呈现出的字面道理，未必不对；在很多时候，它似乎还以一种“醍醐灌顶”的方式惊醒世人，俨然是普世之言。但我觉得，它们的贻害在于：助长了读者的惰性，阻塞了读者更深的思考。那些以华丽柔媚文字修饰的软文，堆砌形容词与无限感慨，它缺乏广度的背景、深度的人，也就缺乏真正的力度。它们是闲暇的消费品、有其存在的理由，却不应当是一个合格的文科生或真正的文学爱好者的阅读对象。至于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提取”出来的概要与警句格言，它们脱离了原文语境、简化和陋化了作品，却被人们津津乐道，怎不让人有“以讹传讹”之虞？上述二种，空洞抽象，皆是“其中无人”，怎堪卒读？
阅读原典，是对文科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训练。这个过程，并不总是愉悦的，书中之人或背后之作者也会面目模糊与可憎，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不懈阅读去克服和解决。但它的浩瀚与复杂会让我们建立起对人文学科的敬畏之心，我们自身的努力也会铸就对专业的认同感和尊严感。
除了不读“其中无人”的滥俗作品，对我来说，通过读书“与人相遇”还是一段特别经历，我受惠于此也愿意与大家分享。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是以“心理分析小说”闻名的现代作家施蛰存。施蛰存涉猎既广、寿命又长，活出了豁达气象，这让我这个研究者受益良多：由于熟知他的作品与经历、他的论敌与文友，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他的种种经验内化为自己理解和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的思想资源——我深深感激这场“相遇”，这是一个刚起步的文学研究者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我读博士的时候，这本硕士论文在台湾出版了。
但我读博士的初期，“野心”很大，不愿再继续做这种看来传统的作家或流派研究，一心要做民国时期“文学教育”的研究，为了搜集零落混乱的民国教科书而时喜时悲。老师们都觉得这是个好题目却不现实，研究时间不够、史料准备也不足，但身处读书“迷障”中的我哪听得进，直到一位老教授对我说：“文学研究，还是要与人相遇。制度等层面的东西，积累到适当时候再做吧”。
“文学，还是要与人相遇”，这句话终究触动了我。我踏实下来，循此修改了博士论文题目；后来的工作与博士后研究期间，研究对象虽然不同，这句话却一直在我心底。它是在向我诉说文学的真义，也在为我提供有效的学术积累途径：从人出发，触碰、思考与反省历史。
“要先读出它的好！”
读书不能偷懒，也不能虚荣。直接与“仕途经济”等实利挂钩的读书固然无乐趣、无境界，但那种读书只为装饰自己、轻慢他人的虚荣与浮躁也当根除。读书之初，最忌存了私念，时时有“自己”。读书是要先遇到“他人”——或与作者笔下的人们相遇、或与作者本人相遇，然后读出“他人”之“好”，理解并吸收这种“好”。
我常思及“新儒家”的徐复观拜师的故事，深有受益。他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很是佩服，就写了封信过去表示有志于学问。熊十力回信，讲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徐按捺不住，登门造访，被要求回去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答说早就读过。熊不高兴了，问也不问，要求他再读。徐也不怠慢，回去真仔细重读了一遍，颇过了些日子再来。熊问及心得，徐就把书中自己不同意的地方条分缕析了起来。正得意间，只听熊大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能得到什么？读书是要先读出它的好，再批评它的不好。这才是吃东西，有消化有营养摄取。譬如《读通鉴论》，你要知道哪段有意义，哪段很深刻。这些你知道吗，懂吗，你这个东西，这样读书，真太没出息！”徐复观目瞪口呆，由此真正潜心向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
熊十力对徐复观“起死回生”的痛骂，即所谓“读书是要先读出它的好”这句，伴随着我多年求学，渐渐地有了理解上的跃进与深化。本科与硕士期间所认定的“好”，常常是不假思索与反省的个人直觉式的好感，那些新鲜的观点与激情的表述最能得到我的垂青与心仪。这样的阅读自有它的益处，却偏于体悟、流于碎片，恰如了解了他人，却不是理解了他人。这样阅读的结果，更多是知识上的补充，而不是思考力的提高。
后来我明白所谓“直觉”、“喜好”、“品味”并非文科生足以炫耀的标榜，它们为习焉不察的经验和知识所建构，其中充满了值得反省的偏见与短见。阅读带来新知识固然“好”，对思考的训练才是更“好”。不同的书、不同的作者给予我们的不是论点的好坏、不是真理与否；而是他特别的思考方式：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寻求答案的方式。这些都无法直接用文本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永远只能是问题和答案。所以“好”的读者应当从问题与答案的背后，去寻找组织起这些问题与答案的前提与方式。只有真正理解了作者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才有“读出它的好”的最大可能。
如果说，理解“他人”是读书的应有之义，那么这里的“他人”既可以是阅读对象（即书本身或书作者），也可以是阅读时的同伴。“读书会”是人文学科学习中特别值得倡导的形式，其规模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规模小、人员稳定比较好。我多年的读书生涯深深受益于此：艰涩的西方理论书实在难读，英文原版常常读了后面忘了前面，一个星期不碰书就再难拾起……如此种种的读书困境，全靠读书的同道互相提醒和支持、共同研读、讨论乃至争吵才得以克服。
除了精神上的相互支撑外，一起读书的最大乐趣在于不同的人对文章的阅读方式和重点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就形成对话与理解的契机。自己对阅读的东西有体会，希望与人分享，另一方面，则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别人的解读。有时候会发现大家读的不像是同一篇文章，因为每个人被那文本召唤的内容不太一样，在意的内容也不一样，不同的人对文章整体的理解也会不相同。交流中除了面红耳赤的争执，也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愉悦体验：“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有一种从朋友身上偷学到秘技的感觉。
“诸事都由我！”
清代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写尽当时读书人被功名仕途所束缚与异化的丑态，乌糟之气遍布儒林；那书中一首一尾两个“读书”人：放牛娃王冕与裁缝荆元，却疏阔清朗得很，足以代表作者理想中的“读书人”。他们的“读书”都与心性的“自由”相连，而这“自由”的获得又是需要前提的——某种意义上，自由是一种能力。荆元是个无需汲汲于功名的裁缝，他谋生有道、人格独立，从而获得了包括“读书”在内的他称之为“诸事皆由我”的自由。直至今天，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心性的自由，为真正的“读书”开辟出空间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但对于尚在求学的莘莘学子，上述问题是逆向的，是要通过当下的读书来增强“自由”的能力，扭转或突破对“自由”的理解。
先以阅读外文著作为例。满页的异国文字，对读者呈现出隔阂或拒绝，这时所需要的就是外文阅读中的忍耐、坚持、再忍耐、再坚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阅读上的自由首先是一种能力，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正意味着“自由”的轻盈感觉一波又一波地降临了。这种自由不单是技术上的，往往也会渗透到心灵。只有摈除了语言的障碍与，才能在意义的王国里出入与吸纳，如此这般，读书的感觉会越来越好。
再谈及人文学科学生常有的对于未来的担忧迷茫。人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很难催生出直接的经济效益，人文学者也自嘲此乃“无用之用”，它的理想主义光芒似乎与“现实”构成了对立。且不论这种“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只用“现实”来理解我们当前的处境，如果不能说“失准”的话，至少是很“粗糙”的。
因为透过这个字眼看到的世界只预设了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接受的话，无奈地摊开手：“这就是现实”，同时把不满与不安往肚里咽，轻慢或否定自己所学。拒绝的话，大概就准备收获“太理想化”之类的评价，这里面实在很难读出称赞与恭维，即使“理想”这个字眼似乎比“现实”高尚。
只有两种预设选项的自由，其实是窄化了人文学术和封闭了生活的可能性。自由不是超市物品架上的商品，学习、奋斗、事与愿违的风险乃至不断深入的对它的理解都是题中应有之意。那种超市消费者式的自由只会让世界维持现状、让我们害怕的那种“现实”一次次成真，莫名其妙的二元对立得到巩固，所有的责任都归于无辜的学科和无用的自己，懊恼将长长久久如影相随。
读书，是要舍弃这个无论是外在真实还是内心虚设的“现实”之窗，舍弃这看不到出口的窗子，找到属于我们的真正自由的出口。如果不能对世俗观念、既定成规有更多的警觉与反省，如果不能借助更深厚的人文资源来认识世界与自己，如果不能找到更多的字眼来理解世界和表达自身，要人文学科干嘛、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读书干嘛？
当然，不管我们对这个世界多有见地，这个世界也不会瞬间改变，正如意识形态不会因为解秘和批判而消失。但至少，我们能理解限制与束缚的来源，能重拾创造力与行动力，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人文学科要担当的事，都是读书教我们的事。
读书这么好的事，究竟是多么好的事？
我远没有悉数得知，只是将自己一点感悟分享于此。希求更多的同道同行，同求读书的大乐趣、大境界。
学者小传
王宇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曾留学于意大利都灵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计划”副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2012年9月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香港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及教学。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现当代文学》、《华文文学》和《香港文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重要期刊上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多篇翻译与访谈；研究论文亦受邀在台湾、东京等地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相关学术报告；出版过现代作家施蛰存研究专著《<现代>之后——施蛰存1935-1949年创作与思想初探》；编辑过现代作家作品集三本，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两项，个人博士后课题曾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
| [作者]: 王宇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