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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专栏

许建平:经典与文化

2012-10-10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切莫做黑漆漆之人,用思想烛照被物遮蔽的黑暗,从而成为认知与精神的主宰,获得灵魂的自由。

■ 为人要实,为学要广,思而欲通,想而要狂,四方为翼,先贤为粮,纳故吐新,卓然异响。

■ 大学不是培养工匠,而是造就科学思想,培育谋道的君子,送出未来经邦济国的大师。

■ 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什么:文化与经典。我们的时代最需要什么:思想与信念。

    面对货币化生存状态下的实用理性,我常常忧虑谁将主宰我们的精神家园?面对管理的实用理性,我常常忧虑,大学如何不随波逐流而成为时代文化的先导。我始终坚信:“道”重于“器”而优于“物”,愈是在物的世界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愈需要“道”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烛照。于是在研究和教学中常成为思考的焦点。今借《学者笔谈》栏目,就经典与文化的话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文化即道,经典明道,回归经典

我不赞成一切皆文化的泛文化概念。因为一切都是文化,便没有了文化。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是“道”,天地之道、人生之道、治国之道。一举手,一投足,只是“道”的表现,天下万事万物也只是“道”的载体和显现,而非“道”本身。就像太阳照亮万物而万物并非太阳本身一样。除此之外,文化具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唯我独有的“这一个”,别人不可替代也学不来的核心竟争力。这样说来,人人都会表现某种文化,然而,并非人人都有文化,就象人人并非都有核心竞争力一样。这是事实,可并非吓人。

文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君子创造的。他们在思考人类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途径,于是便有了道,彰显出了独特的文化。并把他们思考的结果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典籍。经典就是生道、明道并被当代与后世人(有些当代人并未认可,而被后世人所发现)所普遍认可而奉为样子的典籍。这样,经典便成为一个时代智慧的结晶,一个时代文化的置高点,就像连绵山脉的高峰。文化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山峰连缀而成的。所谓置高点,就是没有那本书再超过它的思想高度与深度。譬如“儒家文化”所讲不过“人事”二字,即所谓的人间之事,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孔丘与孟轲都认为,只要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推及至天下人的身上,那么天下就和谐了。而以后的著作,没有超出阐述儒家之道的《论语》、《孟子》的。所以,就一种文化而言,真正的经典并不多。就老庄的文化而言,最主要的经典只有四部:《周易》、《老子》、《庄子》、郭象《庄子注》(以后每个朝代都有一二部好的注释,然皆在这四部之下)。就史学经典而言也不过七八部:《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史通》等。所以,经典就是文化的凝结、置高点、亮点。学习文化,就要学习经典。

然而,我们大学的教育至少就文科来说距经典愈来愈远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培养了三类学生。第一阶段是培养“读书生”阶段,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科生在老师指导下是一本本经典排着读过来的。中文系学生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庄子》、《孟子》、《论语》、《韩非子》、《左传》、《国语》、《战国策》一部部读下来,札札实实。第二阶段是“半听半读生”的阶段,即只读《文学史》一类的简史、和《作品选》阶段。拉一条文学史的线,挂上《作品选》中的一串串单篇。时间大约是七、八十年代。第三个阶段是“听课生”阶段。始于九十年代实行学分制后。学分多,课程多,学生奔命于教室之间,没时间看书,知识只是课堂上听来的。考试前背背课堂笔记或PPT课件,考试结束,知识也随之结束,只是留下了分数。所记无多,既使记下来的也只是老师评价而非经典本身。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都打了折扣。于是学生从上小学到本科毕业十六年,几乎没读过经典。不要说诸子,就是“六大小说”名著,我每次用举手调查,难免僚僚,也难免怅怅。研究生本可读经典,然而,受专业方向限制,涉及面窄了许多,研究什么方读什么,而且愈来愈不研究经典,只钻那些无人问津的三四流、其至不入流的作家作品,研究生也离经典愈来愈远。

谁对这种教育颓势能力挽狂澜?使大学以经典为家园,以文化为食粮,在继承中求创造?而不是跟着分数走,跟着看得见的指挥棒转?大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精神的生产者,并以其产品影响自己民族乃至国家,她为国家提供思想、智库和治国人才。现在中国的大学离这个生产文化精典的天职,似乎渐远,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若不然,我们有愧于我们的祖宗孔子。学校应大力压缩学分、课时,给学生读书时间,同时增加对学生经典阅读的考核。学生也不要只吃画饼,要亲口尝尝热腾腾、香喷喷的面饼,然后再去欣赏画饼的艺术美。

经典难读,与古人交朋友

经典难读。难在时代相隔,处境有别、境界不同,语言也多少是个问题。正因难读,所以对经典阐释好的并不多。就中国经典特别是儒、释、道经典而言,要么就是从音韵、训诂入手,发掘字词意义的“古文经学”派,结果愈训愈繁,愈训愈碎,思想被埋于琐碎之中,能入不能出。要么就是重在阐释经典义理的“今文经学”派,因不从文字入手,只从个人和现实的需要着眼,六经注我,自说自话,往往离经典的本义相距较远。读经典最害怕的方法是而用现代人的经验和眼光理解经典,往往跑调变味。正确的方法是先回到经典,在弄明白经典的本意后,再做现代性阐释。

怎样才能先回到经典呢?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与作者交朋友。

孟子不仅主张与一乡、一国、天下人交朋友,还要主张与死去的故人交朋友。怎样与古人交朋友?就是通过“读其书,诵其诗”,而知书与诗的作者之心,而后与其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就是读者与作者思想、情感的交流达到零距离。这本非一件易事,正因非易事,也就不会人人都做到。需有四个步骤,一是回到作者所在的时代生活里。二是在心里感受作者所经历的甜酸苦辣。三是,与作者思考同一问题处于同一高度境界。四是体验、品味作者说那句话时的心境、情绪,从而达到与作者对话、交心。譬如大家都能背诵的杜甫两句诗:“感觉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般解释为:杜甫因国破而伤心,所以在他眼中,花都在哭泣,鸟也在惊喧。如果这样解,就与下面两句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连接不起来。因为我们只和诗中的语言对话,没能与杜甫对话。解释的只是诗中的语言,而非杜甫心中的语言。杜甫心中语言是怎样的?安史之乱起,他带着妻子女儿从长安跑出来,为了找新即位的肃宗讨个官职,抛妻遗子,将妻子儿女安置在鄜州别人家中,自己只身西南行。半路被安禄山叛军抓获。他死里逃生,混入成都。此刻见到美丽的花儿,不由地想起寄身他乡的年轻妻子(妻子比他少十多岁),不知死活,况且此前两个女儿被活活饿死,此时生死未仆。念此,不禁见花落泪。听到鸟(雁)鸣,而内心惊悸:是否会带来不好的消息。随即想到战乱之中,那来家书?即使千两万两黄金,能得到妻女的消息该多好啊!与杜甫同身、同心、同感、同泪,方才发现这两句诗的动人之处和独特艺术价值。

明代一位叫李贽的思想家,发现《论语》中有许多处不可能是孔子的话,有些是学生错听误记,有些是学生懵懵懂懂的误解。这种感觉也并非他一人,他们所以有如此精确感觉,正是他们与孔子交心的结果。不仅《论语》、《孟子》有误读,《庄子》的误读更多。许多人读不懂,而把《庄子》视为弱者的智慧。距这本书的真精神——以自然为本——相距太远。只有与经典作者交朋友,才能发现其内藏的新世界,真境界。

纳故吐新 经典人生

经典不可复制。经典的价值是将读经典人的思想拉上新的高度,推向新的阶段。人的精神成长是在不断地阅读经典中前行的,但同时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只是吸收别人的文化,而在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这听起来很难,事实上经典读得多了,文中“朋友”交往的多了,眼睛自然也就亮了,因为你可以识别、发现某部经典的不足,某位圣贤的遗憾。如果养成一种生疑的习惯,这种发现会更多。古人讲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就是这个道理。譬如孔子与孟子的仁、善的价值论,讲得很好。但最大的问题是带有较大的理想色彩,易走向虚伪的道德。庄周讲自然之道具有超人的智慧,但过于笼统,更多停留于人的生命的层次,而人的自然天性是什么?他一直未有明确的解说。于是,最终走向了禁欲性的“无”。又譬如《三国演义》讲智,却最终局囿于天命。《水浒传》讲义,最终死于假义,产生义与忠的困惑。《西游记》写佛心,却夹杂着儒家的功业心与墨家的侠义。《儒林外史》写摆脱对帝王依赖,抛弃功名富贵的真儒,讲来讲去讲成了文化市民,仍找不到出路。《红楼梦》叙童心之美,最终却落于空的佛套……。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沿此而行就是精神之悟。“悟”是文化生成之母。释伽牟尼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悟出了生老病死生成的十二因缘,悟出了佛理、佛的文化。诸葛亮观十二节气的变化,悟出了“无形之兵”胜于“有形之兵”的将帅之道,丰富了《孙子兵法》中的“天道”、“地道”文化。庄周从自然与万物的变化中发现自然为性各有其体,得出“不为物役”,以实现自然体性充分自由生长的以自然为本的观念文化。兰陵陵笑生感悟到“人情”通达万物,活用人情,而使主人公官场、商场、情场无不发达兴旺……。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是不谋食,而是以天下为已任,思天下之道、人生之道、治国之道。有道岂无禄,有禄岂无食?孔子教弟子所谋划的是终生之食,天下人之食。大学是培养君子的殿堂,愿人人都做忧天下而忧,经邦济世的君子,为建设转型期的新中国文化增砖添瓦。

学者小传

许建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社会兼职有:上海古代文学学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专家库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许建平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着力于中国古代小说、明清文学,特别是李贽与王世贞研究。在全国率先提出从经济生活视角研究文学,并从学理与实践层面进行积极探索。从早期汉字考察中国人叙事思维特征,提出意象(图)叙事的系列概念范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学研究》、《中语中文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被《新华文摘》等报刊杂志转载三十多篇。出版《李贽思想演变史》、《金学考论》、《文学研究的新经济视角与分析方法》等著作1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先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