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笔谈]曹树基：探索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新方法

近些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当代史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也渐趋热闹起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努力想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中国当代史、国史与“新党史”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资深的美国教授抛出一个话题，究竟何为“当代史”、“国史”与“党史”。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复杂的问题，但当我将这个问题丢给一位教中共党史课的年轻同事时，他一下子窘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一个概念之所以复杂，往往是因为它不能与相近的概念相区别。很显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关联最大的概念显然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指的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在时间上的延伸，可从字面上看，“当代”与“史”本身却是一对矛盾。历史学家一再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即最近10年甚至昨天发生的，都可以称为“当代史”；但实际上，可以进入历史的事实，除了需要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外，还需要可以把握的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的档案开放时间为30年，实际上开放的时间限制更为苛刻，所以，从职业的意义上，1980年代及以后的历史，不可能成为当代史。

“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简称，虽然属于中国当代史的范畴，但却只是这个特定国家（政权）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文化、人民的日常生活，大概所有可以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成为“国史”的内容。在“新文化史”的框架中，人们的吃、喝、拉、撒、衣、行与睡，都构成他们研究的内容。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太关心研究的对象是否能引起自己精神的震颤，历史研究有琐碎化、片断化的趋向。并且，这种琐碎与片断，都是在西方史学的名义下进入中国的。

从介入中国当代史研究之初，我就将自己定义为“新党史”的研究者。还在2000年，当我在研究明清时期的人口史时，我就在思考中国还有两个重要的人口史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死亡问题，另一个是1959-1961年的人口死亡问题。我选择第二个问题作为突破口。为了对死亡人口进行准确的估算，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破解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死亡之谜。2005年，我的著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于香港出版。这本著作提供了目前为止关于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人口死亡最具权威性的数据。

这项研究到底是“国史”还是“党史”？确实是个问题。从这个案例中可知，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所以，“党史”就与“国史”纠缠在一起，无法区分。面对“国史”日益琐碎与片断的局面，我们的“党史”研究应当抓大放小，应当倾全力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重大纲领、政策、方针与运动，诸如公粮征收、人民币体制、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总之，以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行为与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才是党史区别其他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或有人问，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不是已有结论了吗？其实，在学术的层面上，已有的结论只不过是一种假说，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检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史研究可以称为“新党史”。

由此可见，“新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核心和主轴。相对于“国史”中的其他议题，“新党史”所担负的使命显然重要得多。正是借助《大饥荒》一书的出版，我很自然地转入“新党史”的研究。为了寻找“大饥荒”的悲剧之源，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土地改革开始，全面清理中国当代史中所有重大问题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为此，我不得不回到传统时代的村落中，重新进行地权关系的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在浙江一个村落的地权研究——本来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竟然成为“新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最近几年中，我和学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论文。对于土地改革的性质与意义，我们的观点与前人迥然不同。

文理交叉、多学科交叉

研究伊始，我们着手建设资料库。2006年，我们开始在上海郊县的档案馆寻找相关资料，然后将地域扩展到浙江、江苏、安徽和河南，再扩展到江西、山东、重庆等地。每年暑假，都是本系师生最忙碌的日子。我们风尘仆仆，四处奔走。迄今为止，本系大约收藏了全国各地五十多个县市的档案资料，大约有4万卷，共有400万页。收藏数量每年还在增长中，本系已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中心之一。

以这个资料库为中心，我们采用了一些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太一样的研究方法，对原有的中共党史研究格局进行提升与超越。从目前情况看，原有党史研究者习惯使用的政策诠释法，已经为绝大多数的“新党史”研究者所抛弃。新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方法是故事的叙述，力图以人物为中心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时代的变化；第二种方法主张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强调理论的视野和实证的结合；我所主张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新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所谓的科学化，指的是采用一切科学的分析手段和分析工具来解读我们面对的各种史料。

可以举一个例子。以前，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解释是，单干的小农无法抵御天灾人祸，需要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我的一位学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他认为，之所以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因为新政府迫切需要从农村获得更多的粮食，支持国家财政与工业化。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就要增加粮食产量。为了达到增产的目的，政府全面介入农业与农村。于是，在北方农村，细粮作物与粗粮作物之间，耗肥作物与非耗肥作物之间、燃料与饲料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衡，导致农村生态的紧张，最后导致合作化的失败。这样的解释，与以前党史学界关于合作化的论述完全不同。这一来自农学与生态学的解释显然更有说服力。

再举一个例子，在本系第二专业课堂上，本校机械动力系的本科学生，对1959-1960年河南省南阳县大炼钢铁运动进行细致的研究。他运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对小高炉炼铁的社会组织、生产管理和技术过程进行分析，其中的技术分析部分，非常专业，其内容包括原料与燃料、炼铁工艺、效率估算与比较等。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们普遍认为全民“狂热”的时代，南阳县的工程师们，却在“理性”对待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技术难题。在毫无工业基础的背景下，不断做出努力，改进自己的技术和方法，尽管很多流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得当，但原料和燃料的先天不足乃至技术设备的缺乏，使得南阳无法挣脱困境。当我们发现理性对待大炼钢铁依然失败的时候，就会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新的认识。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关于这一主题唯一能够称得上学术论文的论文，刺激我们开拓出新中国工业史的研究方向。

很显然，在这两个个案中，无论采用讲故事的方法，还是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不具备相关农学与工学的专业知识，就无法读懂那些与农作物茬口安排、与小高炉有关的专业资料，从而对合作化以及大炼钢铁的认识也就人云亦云。于是，在本系，除了上述方法外，数据分析亦暨数据库方法、地理学（GIS）方法、流行病学方法、海洋学方法、人口学方法等等，都是我们常用的方法。我相信，一定还有许多我们尚未发掘的分析方法与工具，都可能成为我们进行“新党史”研究的有效手段。文理交叉、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广泛运用，将会给“新党史”带来广阔的空间和美好的前景。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至于说到专业分析与数据分析文本的枯燥，这本身即是一个随着受众的喜好、趣味或能力变化而改变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本或表述，讲故事并不是唯一的文本写作方法。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阅读那些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分析力的文章，单纯的讲故事方法已不能满足读者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追求。

我们承认，讲故事是人文主义的传统。正如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是人文学院中的一个系。其实，这种分类已经不合时宜，历史学越来越像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并不仅仅属于人文学科。至少，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学便是如此。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分析的框架或结构，适应性小的我们称之为“小理论”或一般“概念”，适应性较大的我们称之为“中层理论”。在这一分析中，有些所谓的“理论”仅仅是观点，有些理论带有经验层面或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许多人在这里时常会发生混淆，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理论先行”，一般都是指“观点先行”，而分析方法没有先行之分，只有适用或不适用之别。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主张采用社会科学已有的成果，作为我们分析或解读史料的工具。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社会科学已有的成果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于既有知识的检验、修正与挑战，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层意思是讲技术方法。今天的社会学里面已发展出了许多的技术方法，其中有很多来自自然科学，也有许多是社会科学家的创造与发明。我想强调的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仅表现在分析的理论框架上，而且也表现在分析技术的运用上。在目前的“新党史”研究中，更多的是理论的运用，我们要做的是方法的多样化，才是完整的社会科学化，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在多个研究方向上的努力，仅仅只是一个开头，希望年轻学人把更多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来，这或许是中国学术的方向所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甚至超越。

学者小传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精裕特聘教授。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田家炳访问学者（2008-2009年）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学者（2000年、2004年）。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2007-2008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2002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00年）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系（1994年）客座教授。现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1）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2）环境史与疾病史（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教授，招收本方向博士研究生）；（3）社会经济史；（4）中国近现代史。著有《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1997），《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2000、200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2005），《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第一作者，与李玉尚合著，2006），主编有《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2007）和《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2011）。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