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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专栏

[学者笔谈]刘佳林:想象的普罗透斯[图]

2013-05-31

■ 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奥秘也许更在于,它是想象的结晶,是作家想象力的尽情表演,是读者通过阅读参与想象的契机,而想象是智慧的冠冕,是“照亮黑暗的最高蜡炬”。
     ■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透斯(Proteus)是一个能随意变形、预知未来的海中老人,由此衍生的“protean”就有变化多端、多才多艺之意。
     ■ 在西方传统中,对想象的理性思考成为18世纪人们的一个重要活动,浪漫主义作家则将对想象的尊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文学是想象力的产物,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讨论想象的种种形态。


    古有爨薪、烛薪之分,“爨薪所以取热,烛薪所以取光”(闻一多语)。也就是说,前者为做饭烧水的柴火,后者是驱逐黑暗的燃灯。薪火相传,多就烛薪而言,爨薪丧于日常之用,烛薪成于烛照之明。薪木如此,文学亦然。文学可以摹仿,可以载道,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与其他非虚构性文本一样,无所区别地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但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奥秘也许更在于,它是想象的结晶,是作家想象力的尽情表演,是读者通过阅读参与想象的契机,而想象是智慧的冠冕,是“照亮黑暗的最高蜡炬”。
    人们经常用普罗透斯来比喻莎士比亚。苏格兰古典学者威廉?理查森说,莎士比亚是“戏剧的普罗透斯,他将自己变成每一个角色,随意进入人性的每一种状态”。在希腊神话中,普罗透斯(Proteus)是一个能随意变形、预知未来的海中老人,由此衍生的“protean”就有变化多端、多才多艺之意。莎士比亚尽情驰骋想象,去体验形形色色的角色人生,用想象力的光辉照亮丰富人性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他才能够“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浪漫主义所尊崇的想象
    在西方传统中,对想象的理性思考成为18世纪人们的一个重要活动,浪漫主义作家则将对想象的尊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诗人、文论家柯尔律治将想象分为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动力,是无限的‘我存在’中的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第二位的想象,我认为是,第一位想象的回声,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 柯尔律治所谓第一位的想象是指人类全部知觉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源泉,它在有限的心灵和无限的“我存在”(I AM)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第二位的想象则关乎“自觉的意志”,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的重组与创造活动,通过“溶化、分解、分散,为了再创造”,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创造行为。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家多认为,柯尔律治所说的第一位的想象只是人类一般的认识能力,而第二位的想象才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行为,更值得推崇。这其实是误解,对柯尔律治来说,他更看重想象在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沟通力量,进而言之,想象是参与或分享造物主创造新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从信仰的高度来理解想象。在《哲学讲稿》中,柯尔律治说:“心灵……向外探索自然,发现自己的自然本性一直在探究自然,那自然本身不过是更大的镜子,心灵在其中看到它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符合规律,它学会了尊敬,同时感到那唯一伟大的存在的必要性,其外在理性是心灵中的观念的基础和绝对条件,也是自然中所有相应现实的基础和绝对原因——它感到自然永远存在于规律之中、每个事物都因此是其所是的现实。”自然不断生成、变化、创造的规律就是无限的“我存在”,心灵因为其自然本性所以在探索的过程中可以重演这些规律,这种重演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心灵自身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想象的能力。心灵与自然的这种符合说明,想象是参与外在自然之永恒理性的创造性力量,或者说,正是心灵的这种创造性参与,自然之理性才得以揭示。因此,心灵的想象活动是类似于造物主的创造性活动,贯穿在人类全部的认识活动之中,任何研究领域都离不开想象。
    “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巴什拉语)文学是想象力最活跃的场域,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通过词语和想象来建构各种可能世界,以此不断拓展我们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它们或者是现实世界的镜像,比如巴尔扎克对19世纪法国金钱社会的再现,《安娜?卡列尼娜》对俄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道德、情感生活的描写;或者是有关某种危险的社会情势的警示,比如《我们》对以集体消灭个体、抒情诗也堕落为数学公式赞歌的无情社会的讥讽,《一九八四》对充斥“新话”的极权社会的想象;或者是对渊深、广大的意识世界的探索,比如乔伊斯笔下不同人物内心意识的流淌,普鲁斯特对心灵、记忆等“深层矿脉”的挖掘;或者是纯粹的幻想性世界,比如神话、童话、科幻文学等。对作家来说,外在于、先在于最终艺术作品的那些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都是想象力的材料,想象的主体以审美的而非功利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并以新的艺术秩序对它们加以安排,因此常常能够创造出新的意义来。纳博科夫说得好:“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王安忆对这段话甚为欣赏,认为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她的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关系问题,王安忆和纳博科夫所共同肯定的就是想象建构新天新地的能力。
明辨真正的想象
    当然,在颂扬想象力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其潜在危险保持警惕。有时我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创造性的想象,什么是简单的妄想或病态的疯狂。人们根据想象谋划未来时,有时分辨不清什么是高瞻远瞩,什么是痴人说梦。创造性想象和病态的想象都有一个对世界进行改造、重组的过程,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纯粹主观的对现实世界的强迫与肢解,却无法与现实符合,或留下一个破碎的局面无法收拾,而前者懂得将自己的理想、期待、情感与蕴藏在现实世界之中的规律性、趋势等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一个是破坏,一个是创造。我们个人的夜梦是支离破碎的颠倒妄想,心智失常状态下的幻想多为凌乱无章的呓语,而艺术家却“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昼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弗洛伊德语)。文学是想象力的产物,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讨论想象的种种形态。《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童年恋爱受挫,却在中年时把12岁的美国小姑娘想象为自己的初恋情人,幻想在洛丽塔身上成就爱情梦想,结果既剥夺了洛丽塔的童年,也让自己丧身囹圄。亨伯特是病态想象的化身。《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包法利用想象来经营自己的生活,她沉迷于浅薄的浪漫主义小说,与上流社会的偶然接触为这个外省女子想象巴黎提供了最初的星星之火,对情人的热望让她既看不清身边男人的真正面目,也看不清贪婪的商人为她编织的债务陷阱,最终吞下其实是自己调制的砒霜。爱玛体现的是幼稚的想象。
病态的想象大多出于唯我论,幼稚的想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判断力,其共同的根源则在于狭隘与无知。约翰生博士对想象抱有审慎的态度,他说:“没有知识的想象等于零。”想象不是无所依傍的天马行空、主观臆断,真正的、具有生产性的想象恰恰是以对尽可能多的事实和关系的把握为前提的。乔伊斯的都柏林是他自我流亡到欧陆后的想象的产物,但在描摹这个城市时,他会就某个窗户的颜色、周围是否有常青藤缠绕等细节问题写信向家人提问。卡夫卡《变形记》有关变形活动的描写,能够让一个昆虫学家确认,格里高尔变成的是一只甲虫,而不是蜣螂。福楼拜这样描绘他的写作过程:“今天写的是男人和女人,情夫和情人,秋日午后我在树林里骑马,枯叶阵阵飘来,我就是马儿,落叶,风声,笔下人物的谈话,甚至是使他们微微闭上沉醉于爱乡的双眼的红日。”只有对马儿、落叶、风声、谈话、红日有最真确的了解,福楼拜才能将它们稳妥无虞地安放到他的文字世界之中。对艺术家来说,他不但要善于观察,深入把握艺术表现的对象,还要熟悉种种既有的艺术程式,对所调遣的语词也要有足够多的储备,这样才能在想象的世界中自由飞翔。如果不是一个鳞翅目昆虫学家,纳博科夫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描绘蝴蝶;如果没有广博的英语文学史知识,乔伊斯不可能在《尤利西斯》中驾轻就熟地戏拟各种文体;而所有伟大的作家差不多都是词语的知识巨人。
想象的光辉
    艺术想象不仅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创造行为,也是具有伦理意义的思维训练。想象既是对不在场的事物的再现,也是对想象对象的感同身受式的体验,它要求想象的主体能够设身处地地在自身以外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想象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也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群动万有的关系。因此,想象具有德性的光辉。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感论》中明确提出,一个人的整个道德感完全依靠想象。康德对我们的思维活动确立了三个规则:“1、自己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康德所说的第二条就是扩展的思维方式,是推己及人的想象性思维。
    正因为想象总是飞翔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永恒之间,所以它是一种拯救性力量,能够将我们从自我中心、此时此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我的解放则带来无限喜悦和创造力,赋予想象的主体以预言的能力。从个人体验看,对想象有深刻领悟的人会突然获得一种提升,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欢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
    浪漫主义作家曾经视想象为天才的特权。其实天才根本不是某个特殊的人群,而是一种天赋才能,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蕴藏,想象力的锻炼就是对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天赋才能的锻炼。《奥德赛》中,普罗透斯的女儿这样描述她的父亲:“外乡人,我将把真实情况完全如实地告诉你。/有一位说真话的海中老神经常来这里,/他就是埃及的不死的普罗透斯,他知道/大海的所有幽深之处。”想象的活火也将引领我们洞察广大世界的一切幽深之处。
学者小传
    刘佳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副主任。先后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5)、南京大学中文系(1996、2002),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参加双语教学培训(2004),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做访问学者(2011)。主讲“西方文学史”、“比较文学概论”、“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方文学、比较文学、传记学。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子课题负责人兼项目学术秘书)。著有《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编有《比较文学概论》(参编)、《外国传记鉴赏辞典》(副主编),译有《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诚与真》、《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文化社会学指南》等八种,另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目前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多语种全文数据库建设工作。

[作者]: 刘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