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屋宪太郎被称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的第一人，此次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 （资料照片）
他的名字极少见诸媒体，却与一段重要的历史——东京审判紧紧相连。那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世纪审判，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法的变容，也奠定了战后东亚格局的基础。
他被称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的第一人，在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成果丰硕：出版了6本专著、2本合著，编写了16本相关学术书籍。
他是日本第一个系统证实日军在二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学者，坚持反战立场，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即便那里也合祀着他从未蒙面、战死异乡的父亲。
他是粟屋宪太郎，一名在纷繁史料中寻找真相的历史学家，一个将朗朗良知埋于胸腔间的日本人。
在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之际，年近七旬、腿脚不便的粟屋先生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忙碌中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这是他首次对中国媒体讲述他的故事：关于过去，也关于未来。
“做喜欢的事，感到幸福”
“我发现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绕不开东京审判。许多日本人执着于意识形态争论，我只想发现真相。”
微风渐起，黄叶遍地。11月，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秋意已然浓郁。粟屋先生却没有太多心思欣赏其间的风景。
“真是没办法，我现在腿脚很不方便。”粟屋先生细心地留意到记者刻意放慢的脚步，微微喘着气，有些歉意地说。从教师学术活动中心到学校餐厅，不过百米的路程，他几步一歇，足足走了近一刻钟。粟屋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大好，从两年前起左腿更开始莫名的疼痛。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来上海的决定。
“这是中国第一次召开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你知道，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得做点什么。”粟屋先生说。其实采访前，会议主办方负责人、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曾提及粟屋先生的“自告奋勇”：他在接到会议邀请之后，不仅很快就回复参与，还特意提前一周来到上海“帮忙”。结果，所有外地嘉宾中最早前来报道的粟屋先生反成了“重点保护对象”：由于腿脚不便，被会议主办方安排在宾馆房间里休息，每天有专人陪同。
这位69岁的老先生至今保留着昭和年代出生的老一辈日本人的某些习惯。比如，习惯使用色彩雅致的手帕，除了收发邮件几乎不碰电脑。而梳得整齐的花白头发，用餐时的专注与节制隐隐透露出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与审慎。
请粟屋先生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立教大学名誉教授”，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个喜欢做研究的人。”在更多的时候，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正在思考的状态：闭上双眼，微微抿着嘴。
提及他专注了近40年的研究课题——东京审判，粟屋先生有一种与他实际年龄不甚相称的、毫不掩饰的兴奋。
二战结束已经68年。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都不是那场战争的直接经历者。但关于战争历史的记忆，却依然鲜活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出生、成长跨越战争和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的粟屋先生，对那段战争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从未蒙面的父亲在那场战争中死去，而我直到6岁才知道这个事实。”他1944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一个渔港，父亲是当时日本海军一名讲解炮术的老师，在1945年6月战死在菲律宾的吕宋岛。
“因为这样的经历，我讨厌战争。”在粟屋先生的记忆里，反战意识在年少时就埋下了种子。而他第一次听说“东京审判”这个词，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通过报纸上的新闻报道。
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其间共开庭818次，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文字达2000万字，419人出庭作证，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446页，宣读判决书达8天之久，吸引了20万旁听者。而在当时的年纪，还是孩子的粟屋先生只是想着“东条英机那样的人，被重判是应该的”。他不曾想到，这场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将会定义他大半学术人生。
粟屋先生对东京审判的学术关注，是1976年在立教大学从事学术工作开始的。此前，从1963年考入东京大学开始，他的梦想曾是当一名记者。大学时代的他一度醉心于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对于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颇感兴趣。此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选择研究日本近现代史。“渐渐地，我很快发现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绕不开东京审判。可是，那时候有关资料非常零星。许多日本人执着于意识形态争论，我只想发现真相。”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东京审判有关资料的逐步公开与研究的发展，为粟屋先生真正转向东京审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契机。1983年，在东京召开了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会议，把有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从那时起，粟屋先生开始专心地搜集资料、做实证研究。
如今，他被称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的第一人，在近40年的研究生涯里成果丰硕：出版了6本专著、2本合著，编写了16本相关学术书籍。可是，在粟屋先生自己的评价里，这些成果最初都仅仅源于喜欢：喜欢从浩瀚如烟的往事里寻找历史的真相，喜欢勇敢地面对事实并且如实地将之呈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历史研究是枯燥的。”粟屋先生说，“但对我来说，做喜欢的事，是幸福的。”
“那些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事实上，粟屋先生战死的父亲也被强制性放入靖国神社合祀，但他从未前往参拜，“作为战争遗族，我认为，绝不应前往参拜”。
尽管刚在酒店住了三天，粟屋先生俨然把这个不是很大的房间变成了一间研究室。沙发上、茶几上、写字台上，到处散落着他从日本带来的学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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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屋先生指着其中一本《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再检讨》说，这是近年东京审判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他利用出差的机会正在学习。
《通往东京审判之路》则是粟屋先生的著作里，他自己最喜欢的一本。由于采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该书受到了很高的社会评价。在今年7月再版的封面上，出版社讲谈社的介绍词这样写道：“来自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的金字塔式著作”。
粟屋先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华盛顿的国际检察局里，第一次看到那些尘封已久的史料的情景。那是1983年，他前往美国学术访问。“那简直是一个‘大发现’。那么多未曾知晓的史料，像山一样堆在眼前！”粟屋先生说，当时的他难掩学术上的兴奋感，当即决定竭尽所能复印所有见到的史料。最终，在华盛顿的两个半月里，他复印带走了7000份史料，那是在一个仍然依靠人工查阅资料的年代里所能带走的全部。
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粟屋先生也曾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他发现了日军在二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新证据。其中，侵华日军在中国山西进行毒气战尤为令人发指。
“那些事实，谁也无法否认。”当时的日本社会一直在激烈争论日军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他决定力求将那些如山的铁证公之于众，放入全球和人类的历史大视野中，加以保护传承。尽管日本当局至今还未公布其有关档案和资料，在粟屋先生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的努力下，《关于毒气战的资料》等一批珍贵史料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粟屋先生则成了首位系统论证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日本学者。他的研究成果被《朝日新闻》用整版报道，推动了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
在对东京审判的关联研究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假如没有东京审判，日本自己能够搞清楚战争责任，对过去进行清算吗？这是值得怀疑的。”粟屋先生认为，在战后的日本，有一股相当强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主张尽量掩盖过去。而在东京审判中，对于那样的势力已经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日本社会将是一个扭曲的社会。
1995年，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了《战后五十年摄影集》。影集中第一页是这样一幅照片：灰暗的城市，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的炸弹坑，看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环形山。这是1945年遭遇空袭后的大阪鸟瞰图。照片的标题是：“战后的日本是从这类似月球表面的废墟上开始的。”
粟屋先生说，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也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并且至今保留有分裂的特征。有人直面日本作为国家及个人作为日本国民的责任，经过痛苦的反思和艰苦的努力，坚持战后日本的和平道路，使日本重新获得理解与信任；但也有人回避责任，漠视历史教训，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视作“自虐史观”，致使战争结束60多年后的日本仍然迷失在历史中。
“东京审判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否定的。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对当前的现实起着不容忽视的警示作用。东京审判也是一个当代性的问题。如何让正确的历史认识跨越国境，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粟屋先生认为，由于一些原因，东京审判的确也存有一些遗憾，比如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这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历史认知。日本右翼和保守派至今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如今不少政客更是频频前往供奉有甲级战犯幽灵的靖国神社。事实上，粟屋先生战死的父亲也被强制性放入靖国神社合祀，但他从未前往参拜，“作为战争遗族，我认为，绝不应前往参拜”。
在粟屋先生看来，“历史证据是无法否定的，即便是右翼分子也没有勇气来我家抗议。”多年以来，通过对浩瀚史料的实证研究，他从无到有地构建了人们对东京审判历史细节的认知。粟屋先生认为，只有对话和相互理解，沟通两国民众的感情，中日关系才能得到改善。在这一双向的过程中，作为桥梁的学者，理应将准确客观的知识与事实向双方民众进行介绍，还要突破“语境”的障碍。
退休了的粟屋先生最近依然忙碌。他正在写两本书，一本是《通往东京审判之路》的续篇，将继续通过历史事实再现东京审判的审判经过，另一本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入门书。这两本书分别与讲谈社与岩波书店合作出版。
“历史事实可能是冷冰冰的，但正因是无法被否认的存在，这些过去在今天才有了温度，有了被人正视的意义。”粟屋先生说，如今的日本尤其需要看到这些。
吴宇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