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于今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68周年之时，刊发记者吴宇桢采写的《找寻东京审判失落的历史》，讲述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为“抢救”这段国内研究几近空白的历史所付出的努力。
昨天下午，曾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后人梅小侃、梅小璈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今天起举行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
从1985年整理父亲遗作开始，到至今保持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作，尽管并非专职从事研究，但梅氏姐弟运用各自专长，在“天然的责任感”驱使下，为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耗费大量心力。近日，由他们编辑的《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一书即将出版，书中首次公布了《东京审判期间的部分函电》，他们还为此书撰写了前言和多篇“编者按”，为这段失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父亲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据理力争，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
“到今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在父亲生前，我几乎不了解他的经历。”梅小璈说，1952年他出生时父亲已48岁，1973年父亲离世时他才21岁。父亲虽对他和比他年长两岁的梅小侃慈爱有加，但年龄差距还是对父子间的交流构成了障碍。加之当年又逢父亲被打成“右派”与“文革”动荡，使得神经紧绷的父母少言寡语。
直到父亲过世12年后的1985年，梅小璈才开始了解父亲的工作。那年恰逢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梅小璈与出版社联系，在工作之余编辑整理“文革”后索回的父亲手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叠写于1962年至1965年的手稿，记述了包括法庭组成与法官们席次排定过程、甲级战犯名单确定及逮捕受审经过、检察团和辩护团组成和职责等重要史实。可惜的是，这本书只写了一半就因“文革”而中断了。1988年，这半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版，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之一。
“在逐字逐句阅读父亲遗作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了父亲与东京审判，尽管至今都不算详细。”梅小璈说，儿时隐隐约约听说父亲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进行的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后来才渐渐体会到父亲这一身份背负的责任和他的努力，包括父亲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据理力争获得较高座次；包括在量刑问题上与其他法官激烈争辩，力主死刑，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等。
“有巨大的牺牲才有胜利，有胜利才有审判，有审判才成全了法官”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部遗作外，梅家还留有梅汝璈的一册日记，记录了他从上海起程到东京开庭后数日共50余天的经历，中间略有缺页。在日记最后，梅汝璈写道：“（1946年5月）14日起见另册”。只可惜，“另册”与“文革”中其余被没收、销毁的资料和摘记一样，已杳无踪影。“虽然日记可能无法反映东京审判的全貌，但不难从中看出父亲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苗头。”梅小璈说。
“除了文字资料匮乏，我们还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通过家庭对话留下二手史料。”梅小侃说，父母谨慎低调，极少在家谈论相关话题。当年一句“家训”就是：“你们少起劲，有巨大的牺牲才有胜利，有胜利才有审判，有审判才成全了法官。”
当梅小侃考上国际法学泰斗王铁崖的研究生，对东京审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与知识储备时，父亲已过世多年。“母亲虽帮父亲誊写了很多手稿，也做过东京审判期间两年多各类新闻的剪报，但她对内幕知之甚少。”梅小侃说，父亲那些还没来得及展开论述的写作提纲、还没有抄录的手稿及大量资料的不知所终，常让她扼腕叹息。“参加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都已不在人世，有些事情可能永远是个谜了。”梅小璈说。
尽管正史资料不足，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对东京审判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一批经艺术加工的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内容令梅小璈颇感忧心。比如，梅汝璈曾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因为起诉书快要起草完成而中国资料收集的不够……各方又在催他搬出饭店，这使他更感烦闷。我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但是，（照东京审判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则）法官是不能与检察官互助合作的，我不胜其爱莫能助之感。”可是，有的文学作品写梅汝璈和向哲濬天天在一起研讨如何给战犯定罪，“这是特别不符合史实的臆想，而且容易为日本国内某些力图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所利用”。
尽管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这个队伍
最近，受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委托，曾长期在外企担任法务工作的梅小侃，协助工作人员将该中心编辑的《东京审判文集》译成英文。这部文集收录了东京审判时中方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三位直接参与者的著述，及多篇目前国内学者从历史学、法学角度研究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论文。
“法律是严谨的，历史是沉重的。”梅小侃说，为了忠实地反映作者观点，她总是在确认自己完全理解作品原意后，再按作者思路去行文，常常为句式和词语煞费苦心。“不管有多少困难、花多少时间，与东京审判研究有关的事，在我心里是排第一位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当年的东京审判期间还是在今日的研究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梅氏姐弟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这个队伍，其中有不少年轻人。在基础材料方面，近年来从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等处搜寻购入了大量胶片和文稿。“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在大规模地做整理和索引工作，很繁琐，但能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基础。”梅小侃说。
此前，梅小侃完成了一本国外前年出版的国际论文集《超越胜者之正义》的中文翻译，出版在即。她希望在提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引进他们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特别是他们“从原始资料起步，注重结合当前形势展开分析”的思路，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
“有了翻译和交流，现在掌握的材料比过去丰富，研究成果也会更扎实。”梅小璈说，“或许仰赖各方努力，能弥平父亲写作中断、资料丢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