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2017年10月17日中午，由方太集团和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学长赞助举办的“方太国学大讲堂”第四讲——甲午战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学术选择在人文学院小礼堂开讲。此次活动邀请到了原河南大学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教授关爱和为大家授课。
关教授在讲座中首先追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和学术演变，认为一般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为标志，但深刻影响中国命运、改变世界格局的却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此次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之梦的破灭，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从此开始超越“器物革命”而进入“政治革命”的时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的“世纪之变”中，最具开拓之功者当数严复、梁启超与王国维。
接着，关教授分别探讨了严复、梁启超与王国维不同的人生轨迹与学术道路。严复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在1895年2月到5月间，清政府与日本媾和谈判时，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振聋发聩地发出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以救国的主张。他的第一部译作《天演论》，即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现实，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在他的倡导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迅速风靡世纪之交的中国，并点燃了中国民众追求国富民强的激情。梁启超早年科场平顺，后拜康有为师，力图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一度流亡日本。他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学术，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企望在输入西方学术及精神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知识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之化。发明泰东文明与输入泰西文明，是《新民丛报》初创时期梁启超的首要任务。新文体的创立，也是他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二十世纪初年的王国维，则不断尝试将西学精神与方法应用于中学，并取得了一个个石破天惊的成就，由一个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独学时代”逐步走入豁然开朗的学术“自创时代”。他对严复、梁启超的学术主张，求同存异，甚或显示出纠偏的意向。他在对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并根据自己的考释，论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与中国上古史的可靠，厥功至伟。
最后，关教授总结了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人在学术上的共同之处及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贡献，并且着重指出，因受西方政局变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似乎就在一个早上，严、梁、王三人都从西学新政的输入者引进者，全都转向对西学西政的批判，并把拯救世界未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我们今天提倡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实也是继承先人未竟之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