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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语境中的传记与传记影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图]

2016-11-01


10月29日至30日,“跨文化语境中的传记与传记影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与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就跨文化、跨学科语境下的传记与传记影视,传记影视的故事化和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影视改编与表演传记的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吸引了来自美洲、澳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八十多位老中青学者、影视工作者、传记作家参加,会议代表的多元性显示了新媒体与传统文类相结合给传记发展带来的新趋势,彰显了传记在新时期的蓬勃生机与无限的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胡近参加了开幕仪式。胡近在致辞中肯定了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几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他代表学校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并预祝会议成果丰硕。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顾问龚心翰,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万伯翱,国务院参事、著名传记家忽培元,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王丽等出席本次开幕式并先后致辞,他们高度赞赏举办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并希望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继续引领中国的传记学研究。


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豪斯在致辞中指出,“传记与传记影视对于学术界而言,既往的学术成果丰硕,但仍有诸多令人振奋的学术前景”,因此“需要我们在更持续创新、更宽广维度上进行发掘”。他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在跨文化语境的传记研究中承担着任重道远的角色。他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历史源远流长,“发源于司马迁的《史记》,而现代的中国又承载了将传记推向国际化语境的责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著名传记理论家、传记作家爱泼斯坦表示,本次会议能吸引诸多中国学者参与,正说明传记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活力,他十分期待中国在国际传记研究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会议共有七场主旨演讲,12组近60位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话题涉及传记写作、传记电影、传记理论、中外传记、跨文化语境中的传记及传记影视文本等。中国传记研究领军性人物、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任杨正润教授在其题为《〈莎翁情史〉:对传记的颠覆与推动》的报告指出,斩获六项奥斯卡大奖的《莎翁情史》“沿着现代派和后现代传记的方向,抛弃了‘真实’的原则,对传统的莎士比亚传记进行了颠覆”;也正是因为这种颠覆,使得“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是德·维尔的说法重新流行”,从而对传记写作提供了多样性示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自哈佛大学的知名传记作家、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获得者达姆罗什从自身的创作出发,解码传主的内心世界、探寻“隐蔽的幕布”后的谜题,阐释了传记写作的新思维,即“愿意让读者参与自己的侦探活动”。通过这种解谜式的分析,传者与读者一起参与到了传主生平的叙述中,进而推动传记文学的巨大进步。



同是传记作家,《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则在《走进历史,叙述命运——传记写作漫谈》报告中,剖析自己创作传记的心路历程,强调传记作品中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时代历史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他指出,虚构、乃至虚假的信息在写作中很难避免,但无论真实与否,都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传记价值。



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豪斯以他参与制作的《夏威夷传记》为例,讲述了传记片作为社会历史文化记录者的载体作用。他认为,正是传记影视制作者对于细节的不同把握,构成传记影视再现历史、讲述历史时的多元化、多样性、可反复性的诱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佳林在其报告《跨文化传记写作中的世界主义自我》中,通过解析“哑行者”蒋彝的系列“画记”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自传《我是谁》,阐释了华人作家在传记创作中呈现出来的世界主义自我,并分析了这种自我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他认为,跨文化的生活经验导致人类的自我塑造产生了新的面向,而中国传统中的大同思想与中国智慧也可以对我们理解世界主义做出贡献。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主任、著名华人学者张英进讨论的是传记电影的叙事主体与客体问题,他以香港电影《阮玲玉》与《黄金时代》为例,指出传记影片中的虚构成分给予了其多层次叙事的空间和丰富表达的新思路。他还进一步探讨了叙事主体与客体、生命写作与死亡写作等问题。

此外,大会还围绕中国人物传记、两岸传记影视、亚洲传记、欧美传记、传记理论与历史、传记影视文化、欧美华人传记等子课题进行讨论,代表们学术思维敏捷、讨论气氛浓烈。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话题新颖,学术纯粹,讨论深入,收获颇丰。他们高度赞扬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作为东道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并对中国传记研究的前景充满期待。




撰稿: 范晨 

摄影:宋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