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以来，传记研究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呈现为全球性研究热潮。“传记”这一文类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与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因此用“写作”而非“创作”来指称传记形成的过程。这种理念构成了传记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世界传记研究的趋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传记总是一种个人、文化和制度性资源的耦合。传记既是一种人生书写，也是一种人生解读，一种被讲述和解释的人生。”美国爱默生学院教授默里·施瓦茨曾这样表示。
我国传记研究与作品数量不相称
现在，中国传记作品已进入一个高峰期，传记出版量逐年增长，据统计已达每年约1万种，远超长篇小说数量。此外，不少西方传记在中国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和后现代的传记理念、写作方法也为中国传记家所使用。但受访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传记研究仍较落后，特别是专业传记研究者和评论家太少，这与传记作品的数量极不相称。
“这一状况是历史造成的，长期以来传记被认为是历史学或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独立部门，很少出现专门的传记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任杨正润说，到了现代，大学里没有以传记为对象的专业，研究者大都来自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学科，传记理论著作屈指可数。传记写作不同于小说写作，传记与小说的研究、评论也都不能混为一谈，当前传记专业人才缺乏成为制约传记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碍。
据了解，国内外传记学界正在纠正这一情况：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已经设立了传记专业，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或访问学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采用变通的办法，在“创意写作”的名义下培养传记写作和研究人才；而在中国，一些大学已经联合建议开办“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班，其中包括培养传记专业人才。
传记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人的形象也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各国传记家纷纷以现代中国人物为传主进行传记写作。杨正润表示，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认识自己、了解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认识一个民族及社会。中国现代人物的传记不仅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世界各地，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保存有中国现代人物的大量资料，包括正式传记、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游记、口述史等，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可以丰富和补充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勘正其中的讹误。
“传记研究可以是微观的、传主的、文本的，也可以是宏观的、综合的、文化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佳林认为，随着现代传记观念的拓展，收集整理数量繁多且形态各异的传记素材，将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当前，借助计算机技术整理传记数据、开展传记研究，正日渐成为学术界的新追求。由杨正润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始于2012年，其中，正在建设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多语种全文数据库”已收集到1876人的4467种传记信息，其目标是建成一个包含中、英、法、德、俄、日6种语言文本的数据库。
杨正润认为，传记体现了对微观的、个体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人物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着重要价值。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研究也能够丰富传记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内容，有助于开辟新的学术领域。
[作者：记者 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