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文化影响传记，传记推动文化。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亚太地区日益为国际社会瞩目。亚太地区间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互动催生了形式多样、主题各异的传记文类。
为深刻探讨亚太地区文化与传记的影响关系，国际传记协会亚太指导委员会委托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召开国际传记协会亚太分会2019年年会“亚太文化与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25日，该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夏威夷大学、昆士兰大学、弗林德斯大学、劳里埃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维也纳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昭和女子大学等国内外50余所知名高校以及杂志社、出版社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近来，简短的生活写作在自传和传记领域引起了很多关注。片段、轶事、小插图或生活痕迹（统称为“片传”）在扩大被我们界定为传记写作的范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传记协会创建人之一、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克雷格·豪斯提出，“片传”这一新的传记写作样式将非常有益。
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原住民传记的学术问题上，一份请愿书就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893年，在美国领事和美军的帮助下，夏威夷君主制被当地白人商人与许多传教士的后裔推翻，最终美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关于推翻是如何发生的，关于夏威夷人民的态度与行动，都变得模糊了。但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具有必要语言技能的夏威夷学者开始寻找并编写当时夏威夷文献。其中包括夏威夷人集会签名反对并入美国的请愿书。”
这些请愿书在哪里？克雷格·豪斯提到，努诺·席尔瓦（Noenoe Silva）在《被背叛的Aloha：夏威夷人对被兼并的抵抗》中描述了她在美国国会档案馆的探索。经过一番挖掘后，她找到了已知流传于世的两份请愿书之一。它包含两万个签名——在当时大约是夏威夷人口的一半。“如果找到第二份请愿书，即使有些重叠，无疑也将证实，从记录来看几乎所有土著居民都反对吞并。”
“请愿书本身非常简单。一份要求国会不要吞并夏威夷人的书面声明，后面是空白区域，用于填写签名人所在的岛屿或地区。每张纸上最多可以容纳五十个名字。整个请愿书的长度在400至500页之间。请愿人提供了他们的姓名和年龄。仅此而已。”克雷格·豪斯说，但是在1997年，单张请愿书的副本被装在大板上，在檀香山主教博物馆底层展出。许多人发现，一个世纪的沉默、羞耻和恐惧并未能消除这一零碎的证据——他们的祖先曾坚决抵制被合并入美国。
克雷格·豪斯由此想到，传记的本质是文学和生命。传记写作不是浴缸，不是容器，不是文类，也不是批判性实践，而是类似于地球上最大的海洋，一种环境。“在其中，微型生命物质——生命片段/片传，与那些最大和最为人熟知、连贯成一体的生命及其叙述形式——传记和自传、自传民族志和传记电影、在线活动和漫画，同时并存。所有这些类型都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再现生命的活动之中。”
优秀的文学传记应超越历史真实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提及，莎士比亚往往以四大悲剧、四大喜剧为中国人知晓，其历史剧很少受关注。“莎士比亚的历史意识吸引了一些普遍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戏剧想象，许多历史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变得难以忘怀。”
“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传记作品的评价，特别是那些不一定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而是以真实的方式书写的文学传记。”王宁举例，之所以今天中国的读者和学者广泛阅读和欣赏《史记》，主要是因为《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记录，还是一部“叙事化”或“文本化”的历史记录。
“我们喜欢司马迁作品中真实的故事，但我们更喜欢司马迁根据其零碎的传记信息创作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真实的人物形象。正如我们忘记了无数的国王、王子和将军一样，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像克劳迪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这样虚构的国王、王子和将军。”
因此，王宁认为人们应该把《史记》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文献来阅读。在他看来，优秀的传记作品，特别是以真实人物的生活故事为基础的文学传记，必须超越传记的真实性，尽管作家的叙述应该来自传记的细节。
中国传记曾出现过三次高潮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正润讲述了中国传记的三次高潮及其文化解析。他说，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标志着中国传记的古典高潮，司马迁用传记的形式总结民族的历史，以强大的主体精神观照众生，终于“成一家之言”。
其后两千年中，中国传记没有出现经典和长篇作品、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这是因为主体意识被禁锢，封建伦理成为叙述传主的标准，也是因为对传记认知的偏颇，强调“实录”而使传记家的创造性无可发挥。”
第二次高潮出现于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展开批判，个性得到解放之际。经过胡适等人的推介和卢梭《忏悔录》等西方作品的影响，自传因成为自我表现的手段而空前繁荣，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杨正润认为，随后传记也逐步摆脱陈旧的传统模式。
到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新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西方学术思潮传入、学术界开展关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方法论的讨论、斯特拉奇、莫洛亚、艾德尔等西方传记家的作品和传记观念的引进，这些都为传记的发展提供了参照和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的传记革新，加强了对传主个性的关注和对传主的解释。
“中国传记由此进入现代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长篇传记作品的数量超过了小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传记家也在新起的大传记（life writing）概念下进行了各种新形式的试验。”杨正润说。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亚太文化与传记这一主题，共安排了8场主旨演讲、1场圆桌论坛和17场次的分组讨论。在世界日趋多元化和交融性的格局下，来自四大洲不同文化背景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文化与传记、传记出版、传记影视、传记理论、移民传记、作家传记、跨文化传记、自传研究、传记研究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探讨。这些发言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传记本质的理解，即对人性复杂维度的揭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生命未来发展的期许。
来源：腾讯网
原标题：“亚太文化与传记”学术研讨会：传记的本质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