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青年教师论文报告会顺利举行

上午第一场是中国近代战争审判相关的两项研究。赵玉蕙作题为《对日战犯BC级审判中的A级罪名指控——以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为例》的报告，通过对BC级战犯法庭中A级战犯指控和判决情况的史实复原，来审视国民政府关于罪名认知与法庭管辖权的思考，认为国民政府在战犯审判上与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保有司法解释上的立场共通性。而杨婵聚焦于《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所设盟国侨民集中营的解放及侨民撤出历程（1943-1947）》，通过对英、美、日、瑞士等相关国家档案的运用，梳理了在华盟国侨民集中营的设立与撤销，以及战后美军、英公使馆援助侨民撤出历程的史实，从中来看待战后国际背景下的摩擦和博弈，认为战后各方力量的变化在集中营撤销和侨民撤离这一过程中有所体现

上午第二场两篇论文讨论近代教育与文化中的西方影响。任轶此次带来《中西博弈下的教育主权之争：以震旦大学立案为例》的报告，聚焦于震旦大学在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四个阶段争取立案的办学历程，借此展现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军阀混战的割据状态下耶稣会灵活的办学方式，以及国家权力与教会大学的博弈过程。贾钦涵则选取《近代中国接吻文化之变迁》作为报告主题，从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来论述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该报告展现出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对“接吻”如何进行重新定义和想象，以及接吻风尚的传播流行与所遭受的批评抵制。

下午第一场是两场英文报告，分别涉及数字人文方法如何应用于环境史研究，以及怎样利用英文史料探索近代中英关系。车群近年来深耕于数字人文领域，带来“‘Shifting Baseline’ in the Elevation Transformation: Mapping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s in the Middle Stream of the Yangtze River”（《高程演变中的“变动的基准”：长江中游的水利工程修筑及其可视化（966-1885）》）。在“变动的基准”的理论框架下，思考人类社会如何认知和接受所谓“正常”的自然环境状态。她运用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开发的LoGaRT（地方志研究工具集），抓取地方志中洞庭湖区域水利工程的相关信息，将之作为反映生态环境变迁的标尺。在大数据方法广泛运用的趋势下，车群的研究提醒我们需要反思科学数据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余琼从帝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出发，作题为“Britis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mperial Institutes in China: 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Cruel Chinese Punishments in the 19th Century”（《知识生产与英帝国在华机构：构建19世纪中国残酷刑罚的叙事》）的报告，通过聚焦于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和英国领事馆（British Consular Service）这两个机构成员在华的文本与实践，探究其如何建构起关于19世纪中国酷刑的叙述。这种知识建构的过程对中英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推动了晚清政府法律的修订。

 最后一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思想史的两篇论文。龚志伟从研究《于定国改制与汉代刺史监察网络的形成》出发，考证了汉代宣、元之际刺史署吏制度的改革。十三刺史部的治所至晚在于定国改制时齐备，刺史从事在元帝时成为地方监察体系的重心。他认为从事权力是刺史权力在郡国的投影，前者是后者实施权力的重要工具，故而从中可以思考改制对刺史制度乃至整个秦汉地方监察制度的意义。刘训茜带来《郝敬<周易正解>与晚明易学的去形上思路》的报告，着力强调在晚明政治环境中去理解郝敬的易学思想，认为在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转变过程中，郝敬的解易思路具有代表性，即反对宋代抽象哲学的解易，回归先秦朴实的解读。

会议最后，历史系特聘教授关增建与历史系系主任李玉尚作总结发言，然后大家集体商讨将来举办类似系内学术活动的可能形式。与会老师高度肯定此次报告会对于推动历史系内青年教师学术交流的积极作用，形成每年夏季组织一场系内论文报告会的共识。由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形成邀请校内外史学专家的“交大史学讲座”、邀请校内外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史学青年工作坊”，以及系内教师“年度论文报告会”三个交流平台，以期打通专业内部壁垒，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提升科研品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教书育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