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极其悠久，如果从《春秋》算起，已有两千余年。但现代历史学的产生则颇晚，如果以1920年代的“古史辨”为标志，则至今不到百年。
■ 会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要民间组织形式之一。这类组织从中古到近代，历时久远而绵延不绝，是和宗族组织同样重要的“乡族”力量。
■ 移民史是长期以来深为史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清时期因为史料的丰富而成为相关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历史时段之一。
在交大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不知不觉已有六年，回顾数年来的教研经历，其中既有与师友共析疑义的辛劳，也有与学生坐而论史的愉悦，借此次撰写学者笔谈的机会，简述一二心得，与学术同道分享。
新材料与新方法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极其悠久，如果从《春秋》算起，已有两千余年。但现代历史学的产生则颇晚，如果以1920年代的“古史辨”为标志，则至今不到百年。两者主要的分别，不仅在于史学的专业化和研究工具的发展程度，也在于史学和那些具有支配性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
晋代杜预《春秋左传序》称，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并“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由此“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得以完备。寓“经”于史，成为中国史学中的重要传统。延至后世，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清代章学诚更将之简练概括为“六经皆史”。都显示出了这一传统的连续性。顾颉刚及其“古史辨”运动是将“经”和“史”两相隔断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宣称，经书不等于信史，古史有“层累”形成的成分。之后的傅斯年则进一步强调，凡是能够“直接”研究材料，且不断扩充材料和研究工具的史学，才是“进步”的史学。到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大致形成了一些清晰的研究范式，如：将“史料”作为认识历史的主要媒介，用“发生学”的方法来处理史料，强调历史认知的“有限性”和“可变性”等等。
虽然后代对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研究范式有着各个面向的批评，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由这一范式所形成的历史知识能够变动，能够发展，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学具有开放性。比较一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19年关于“学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又或者比较一下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40年代在《大学之理念》中对“科学与学术”的定义：“科学与学术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它是讲究方法的，是有内在说服力的，是普遍有效的。”不难发现，现代中国史学与后两者已颇为接近。而在促进现代史学演进方面，新史料的扩充和新的研究工具的运用，正是极为重要的手段。
自2008年以来，因为比较多地参与了明清以来浙南山区地方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工作，逐步在扩充新史料和运用新工具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点体会，其中之一是有关明清会社史的研究。
会社史的跨学科研究
会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要民间组织形式之一。这类组织从中古到近代，历时久远而绵延不绝，是和宗族组织同样重要的“乡族”力量。学术界对“会社”的研究开始于对唐五代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社邑文书显示，在敦煌民间会社中，入社成员往往以佛教崇拜为中心，通过“社条”公约进行群体自治和约束，并围绕生老婚丧的日用所需，实现充分的经济互助。追根溯源，这种民间组织实际上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原型是因应修寺、造像等佛教活动而出现的民间“邑义”和“法社”。直到辽金元时代，这种传统在北方地区仍很活跃，大量的造像记和碑刻中均见记载。
与会社研究相关的第二个热点是近代“合会”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留存的大量民间“会单”和“会券”，成为探究“合会”组织的重要窗口。研究者们发现，近代“合会”在形式上仍秉承了中古以降的会社传统，其基本形态是亲友之间凭借着相互的信用，邀集固定人员，按照一定比例支付“会金”，集成一定数量的“会额”，在固定“会期”之内轮流供成员使用，以达到经济互助的效果。从已知的研究来看，这种便捷的“融资”方式流行于民国时期的华北、四川、江南、江西各地。但与中古会社相比，近代民间“合会”的宗教色彩已非常淡薄，其内部的约束力也相应地微弱得多。借助现代金融知识，通过对“会券”中所记录的“会金”和“会额”的计算，合会运作的“金融”机理已被研究者们所了解。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华人的移居海外，海外华人社区的“合会”习惯也引起了西方经济人类学家的注意。“合会”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民间“微观金融”，并具有世界范围的共性。
会社史的研究不能离开“会簿”之类的一手史料，但年代连续性强、记录信息完整的明清会簿文书却往往不易获得。另外，明清会簿产生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之中，对它的解读不仅需要基本的史学训练，还需要具备相关社会科学——如会计学——的知识。同时，资料翔实的会簿往往意味着它所对应的会社有着比较复杂的地域文化环境，这需要研究者具有整体史的视角和地域研究的敏感度。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会簿研究的难度。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已经大体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拓展了相当数量的明清会簿文书新史料；二是，在相应的地域史背景下，综合运用多种史料（如契约和谱牒等），使会簿文书处于互勘对证的立体环境之中。三是，多角度运用会计学等辅助学科，进行会簿文书的深入解读，并着力解释会社的功能变迁。
就具体的研究实践而言，我们发现对“会簿”类文书的解读有很多关键点，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一，会首组织关系的分析。会簿中记录的会首，往往就是该会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但这些“会首”的情况，会簿本身却常常不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这需要谱牒等其它辅助资料的配合。这类材料的充分与否，会影响我们对会社组织的研究深度。二，会计项目的辨别。会簿中记录的往来账目信息纷繁复杂，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应收账款”和“实收账款”的分别。会簿对所有类型的“欠款”往往只用一个笼统的“该”来表示，这就需要研究者细致地解读上下文数字，只有将那些“应收”而实际未收的款项逐一剔除后，才能绘制准确的“现金流量表”，进而对会社的经济活动展开相关的效用分析。三，宗教背景的梳理。各类历时悠久的会社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常常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地方文化色彩。只有对这些面向有了充分的掌握，才能准确理解这些会社的实际功能。
而通过上述方法的运用，我们对明清会社组织功能的初步认识是：一，会社常常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围绕每年的定期崇拜活动，创始成员共同出资组成的宗教性民间组织。二，会社的会首在创始家族之间轮值，其会首资格按照世袭原则在创始家族内继承，体现出宗教“平等性”和家族“血缘性”的结合。三，会社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借贷功能，会众通过会社往往能得到利率比当地名义利率远为低廉的借款，满足了会众的经济需求。四，会社的借贷功能也有其局限，一方面过低的利率使得稳定的借贷关系不易维持，另一方面借贷关系的频繁发生也容易破坏会首的轮值制度。从根本上说，会社的经济功能仍被含摄于其宗教性之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除了上述议题之外，我们近年来着力展开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有关传统时期移民定居史的过程研究。
移民定居史的微观研究
移民史是长期以来深为史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清时期因为史料的丰富而成为相关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历史时段之一。1980年代以来，清代移民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作业模式，即以正史、方志和谱牒为核心史料，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在历史地理和人口史的框架内进行相对宏观的实证研究。在断代整体研究的基础上，随着区域的细分和研究的深入，这一模式在不同的重点区域，如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也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随着学术界对移民群体自身以及移民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视，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整合等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种向社会史乃至社会学广泛借鉴分析工具的新模式正逐渐形成。在南方的客家移民和东北的旗民关系研究中，这一路径均有颇为成功的研究实践。
国内移民史研究路径的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移民研究也存在着从“地理-人口”向“族群-认同”模式发展的长期趋势。在二战之后的长时期内，移民是与欧美国内的劳动力供给、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和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移民国际化态势日趋明显，与之相关的种族和族群问题也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开始在理论界广泛流行。这些因素的结合大大刺激了学界对移民的身份认同、族群关系及文化融合等问题的兴趣，并使学界进而反思传统的公民权、社会救济等制度的局限性。从1990年代至今，这一潮流仍方兴未艾。
移民史研究从“人口”到“族群”的转向，其中的要旨是对移民主体性的强调。对研究者而言，这不仅意味着研究兴趣的转移，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材料的更新。偏向于小区域乃至村落的微观分析方法，重视移民群体自身所产生的数量庞大的民间文书，均成为这一系研究的重要特征。我们即从上述研究背景出发，以长期调研的区域——浙江省南部瓯江上游的松阳县——为中心，以当地富藏的民间文书为主要研究资料，选取了县域内一些代表性村落，通过探究清代初期从福建迁移至浙南山区的移民在当地逐步定居化的具体过程，试图去理解和揭示中国历史中移民定居的基本模式。这一系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
如果单就学术背景而言，我个人早期的学术训练一直偏向于文献研究和汉学考据，虽然对社会科学一直兴趣浓厚，但并没有设想在一个论题上进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结合。初到交大时，面对的或许还只是草莱初辟的史学领地，但由此也真正获得了跨学科实践的丰富机会。这看上去可能有些“新史学”的意思，但就回归史学的“开放性”这一点来说，却也正体现了现代史学所追求的基本精神。
学者小传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早期接受古典文献和训诂学的学术训练，近年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并探索在精细的文本解读中融合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实践。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和社会文化史，代表著作有《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另有论文十余篇，见于《文史》、《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史林》等学术期刊。曾获上海图书奖（2005）、香港中文大学青年学人论文奖（CUHK Young Scholars Dissertation Awards 2006），2008年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自2006年起任教本校，讲授课程有《近世中国历史与文化》（本科）、《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生）等。曾于2009年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
[作者]: 章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