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下午，应人文学院邀请，著名学者、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黄子平先生来到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作题为“体裁的政治：汪曾祺和他的短篇小说”的讲座。包括人文学院副院长丁晓萍、中文系主任张中良教授在内的众多师生聆听讲座。讲座由中文系教授符杰祥主持。
黄子平教授认为短篇小说不同于短篇故事，是现代的产物。它一向是较为边缘的一种文类，但也是一种独特的文类。西方的短篇小说的历史不过200多年，中国的短篇小说的历史只有100年左右。中国的短篇小说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的体裁。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发行的失败说明了这种体裁的新异和边缘。刚刚兴起的中国短篇小说本身带有跨越文类的特征，其中有着浓厚的抒情的味道。
在当代，由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要求和阅读市场的消费需求的双重推动，长篇小说牢牢占据了文类的主流位置，与诗歌一样，短篇小说的价值常常被漠视。汪曾祺是当代中国少数（如果不是唯一）专注于短篇小说写作及其理论建构的一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是独特的、跨文类的，但期创作又始终是短篇小说。汪曾祺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了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独特价值，为短篇小说在文类系统中争得了位置。
汪曾祺是天生的短篇小说家。他无法写作长篇，这是由他的气质决定的。他本质上是个诗人，因而他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计划失败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的“短”是一种主动追求的风格。他受中国水墨画的启发，认为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小说的内容多在写出来的之外，而非之内。尽可能的节省字句，反而能增加小说的容量。小说的空白和余地要有读者自己来增补，因而这样的短篇小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这样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不同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小说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一起行走的。”“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与人生的态度紧密相关，而不只是一种创作，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短篇小说不仅必须有诗意，还要有散文的美、散文的广度和随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吸收了诗歌、散文的长处，沟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他自觉建构短篇小说的理论，进行坚实的创作实践，打破了人们对当代小说的固有观念，挑战了文类系统中不同体裁的等级关系。
讲座上，师生们热烈讨论了汪曾祺短篇小说与“体裁的政治”等问题，黄教授也耐心、风趣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