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主办的“传记与非虚构写作”工作坊第二十六期活动在人文楼110室举行。
本次工作坊的第一个环节由法国文学译者、研究者张博主讲，主题为“访谈作为传记——从《Agora法兰西文艺访谈录》丛书谈起”，主持人及评议人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唐玉清。
第二个环节为“新传荐读”，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张嘉璐荐读，推荐书目为菲奥娜·麦卡锡的《拜伦传：传记与传奇》。
一、访谈作为传记——从《Agora法兰西文艺访谈录》丛书谈起
“露天广场”：
“Agora”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Αγορά”，意思是“露天广场”。雅典的露天广场是古希腊公民畅所欲言的场所，人们在广场上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类话题，各抒己见，据理力争，而对话也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古希腊精神的活力之源。
张博老师选择“Agora”作为丛书的总标题，正是在于以“露天广场”为象征，构建一个畅所欲言的交流空间，让不同的声音能在此拥有一席之地。六本访谈录的采访对象都是法国现代文艺界的扛鼎人物。他们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彼此是圆满独立的个体，却有着各自精彩的人生，在“露天广场”编织起有趣的互文网络。
访谈呈现了一个人的思想碎片，本身就具有自传性质，且表现形式多样。马蒂斯和杜尚的访谈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与采访人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家画作之外，理解其思想和人生的唯一文字资料。杜尚在访谈中表现的自然通透反映了他的艺术态度。马蒂斯的访谈则表现了艺术家死里逃生后真挚热烈的生命能量。
在六位文艺大师中，张博老师重点介绍了他负责编译的《孤独与团结：加缪访谈录》。张老师指出，中国读者常常将加缪简化或曲解为“荒诞哲学家”或是“存在主义者”，访谈录力图还原其人生现场，澄清若干误会。张老师收罗加缪在世时的文字访谈、语音、视频资料，经过编纂、翻译和注释，呈现了加缪从荒诞走向反抗的思想脉络。
在中国，加缪以其俊朗的外表和作家的形象为大众知晓，访谈录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剧作家、记者、思想者、政治人等多重身份，展现了加缪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思想的转变，他的祖国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不可忽视的背景。访谈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生活。加缪在写《西西弗神话》时表达了“六经注我”的立场，借助同时代的各种哲学观点探讨“生活为何值得经历”的根本原因。
唐玉清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唐老师指出，《Agora法兰西文艺访谈录》丛书丰富了中文世界对这些法国文艺大师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破现有阐释框架的可能。张老师编译加缪的访谈录，发掘了之前被忽略的采访资料，让我们对加缪的理解更加丰满。对于中文读者，谈论《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书要比谈论《卡利古拉》《修女安魂曲》等多得多。而小说家加缪之外，还有戏剧家加缪、记者加缪和公民加缪。我们关注加缪和存在主义的关联，但没有法国南方，没有勒内·夏尔，就没有认识完整的加缪。同样的，阿尔及利亚也是他的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理解加缪的人生是理解他所有创作的重要起点。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也即“真诚性”或者“本真性”的问题。加缪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作家，他很少回避自己的弱点，会很直白地去讲述。但是很显然，在他的访谈中，我可以说有一些回答，我们不能太当真。比如在第一篇中，有一个记者问了他一个关于《卡利古拉》的问题：这是属于您本人的卡利古拉吗？您曾加以虚构吗？还是说这就是对历史人物很明显的虚构？加缪却说，他没有进行任何虚构，也没有进行任何宣传，他如实引用了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十二帝王传》的作者苏维托尼乌斯传达给我们的内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讲得更笼统一些：一个文本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生产的。比如说一篇具有学术性质的文章，或者说一篇文学宣言，更具体一些，比如说司汤达写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这样一本文学批评著作，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学术论文来看待，它有论战的性质。
当然，这个语境有时很难还原，这就体现了作为研究者的功力。访谈录一共十万来字，我的注释有两三万字，我在注释上花费的功夫可能比我在翻译上花费的还要多。这其实就是萨特所说的“作为情境的文学”。当然如你所说，还有性格的因素。比如说马尔克斯不喜欢让人们把他的生活看得太实在，所以他就会回避一些问题，这其中有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至少可以看到他的态度。
关于受访者所说的是真是假，需要读者的判断。我们可以把访谈看作一个综合性的文本材料来解读，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总的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真诚性”的问题，其次就是“语境”，传记研究就是要把作者还原到他的生活处境里面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寻找一个超时空的意义。
拜伦一向认生，走得很慢。平常和陌生的人在一起，拜伦就很害羞，更别提几乎一年未见面的未婚妻。对他而言，她只是一个通信次数较多的陌生人罢了。除了生性害羞之外，拜伦还害怕结婚会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担心失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直至婚前，他都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即将成为喜剧中的傻子。他写信给霍布豪斯，真诚地说：“我承认，扮演这样一个求婚者对我而言并不容易。”他倒是很希望霍布豪斯也把婚结了，“就像几个人通过同一条铁链就能通上电一样”，彼此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互相安慰了。
十一月一日晚上，拜伦到达锡厄姆村，安娜贝拉一直在等。两年过后，这天的事情，包括所有小细节，安娜贝拉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从两天前就开始等他，拜伦耽搁了这么久，我母亲很不耐烦，生他的气。但我始终保持沉着镇静，自从我答应嫁给他以来，这种镇定从未改变。听到马车声的时候，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我熄了蜡烛，想了想该做什么，决定先单独见见他。我这样做了。见到拜伦时，他在客厅里的壁炉边站着，我朝他走过去，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走过来，但我伸出手时，他还是接过去吻了一下。我静静地站在壁炉的对面，两人都不说话，屋内静得可以听见呼吸。拜伦率先打破了尴尬的局面，低声说“我们挺久没见了”，一时间，我动了动嘴，但几乎发不出声。
拜伦向墨尔本夫人这样描述那天的事情：“安娜贝拉和我见面就像一出哑剧，我们什么都没做，甚至一句话都没讲。虽说尴尬，但情感还是自然地流露出来。”奇怪的是，那天发生的事情，安娜贝拉回忆起来还很清晰，描述得极其准确，但拜伦却像是在评论一出戏。拜伦对墨尔本夫人说：“您侄女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女子，但她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我还挺为难，我喜欢女孩子多说话，说得多想得就少，娶一个心思细腻、计划周全的女子，对我没什么好处。”
他是跛足的美男子，也是孤傲的浪漫派斗士；是叛逆的贵族，也是为希腊自由献身的英雄。拜伦的一生充满矛盾与传奇——情欲纠葛、丑闻缠身，却创作出极为动人的诗篇；放浪形骸，却又在自我放逐中追寻生命的崇高。《拜伦传：传记与传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复杂、真实的拜伦：邪恶与善良交织，既反抗贵族传统，又蔑视中产道德，活成了18世纪最恣意的浪荡子，也用生命践行浪漫主义的理想——将人生过成一首诗。
菲奥娜·麦卡锡在这部传记中，细致考证了拜伦畸形的足部、早年的创伤、剑桥养熊、到姐弟情欲和无数风流韵事，再到希腊战场的壮烈终章，层层剥开他短暂而喧嚣的三十六年，并探索了他逝后依旧盛大的拜伦崇拜。书中既严谨考证，又饱含洞见，让我们看到：拜伦的诗歌不是虚构或空泛的浪漫，而是鲜血、情欲与理想的直接倾泻；也正是这种将生活与创作彻底交融的特质，使他在两百年后依然令人着迷——他的人生，比剧本更跌宕，比诗行更炽热。
